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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先修身后立身(第1页)

第27章先修身,后立身

成功从自修开始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成功从自修开始实现人生目标。

“修身”的目的是积累能量,这项工作搞好了,社会影响力自然扩大,“成家”不成问题。能量继续积累,影响力继续扩大。这时候,如果不把某个部门的某个职位交给你,大家都会为你抱不平。于是,你极可能得到这个职位,能为“治国”出点力了。如此循序渐进,就可尽自己的努力,把人生价值发挥到最大。以此来看,“修身”是成功立业的根本。

如何“修身”呢?荀子提出了具体方法:“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意思是说,外表恭敬,内心忠信,行事守礼多义,待人和睦友善,这样的人啊,走遍天下都行得通,即使流落到野蛮人的群体中,也没有人不尊敬他;辛苦的事抢着干,享乐的事多让人,行为端庄,诚实守信,忠于职守,办事有方,这样的人啊,走遍天下都行得通,哪怕流落到野蛮人的群体中,也没有人不重用他。

荀子的“修身”方法靠得住吗?假设按他的做了,会不会吃力不讨好?很多人放弃自修,就是有类似多劳而少得、好人无好报的担心。为了回避投资没有回报的风险,干脆放弃这项投资。或者是,自修了一段时间,没看见好处,就此作罢。从古到今,很少有人完全按荀子的方法自修并持之以恒。偶有几个,往往是大器之才。大清名臣曾国藩即是其一。

曾国藩极可能深信荀子那段话,因为观察他的所言所行,无不与之相合,并且终身守之。李鸿章曾说他所以成功,就因为“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薛福成在代替李鸿章所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对曾国藩的评价是:“至其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者,则惟曰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江苏巡抚何璟对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经历的评价是:“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交,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雷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交易也。”

从以上三人的评价看,他们都很佩服曾国藩注重自修而且能够持之以恒的精神。事实也是如此。凡是有益的事,他就能坚持下来。他早年好读书写字,这一爱好至死不改。就习惯而言,他早睡早起,终生如一;就行事而言,他待人以诚,从无改变。梁启超认为,曾国藩之成功,源于其自制力极强。实际上,这便是修身。终曾国藩一生,忠诚、勤俭从无改变。他对清廷之忠,对人之诚,办事之勤,人所难及。可以说,曾国藩靠这些不可改变的原则,成就了崇高的人格,也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尊重,“横行天下”,事业有成。

当时是一个国运衰竭、困于“四夷”的时代,外国列强早已用枪炮洞开了中国的门户。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人的观念、人格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多人为此感到迷惑。但曾国藩不迷惑,他仍谨守其德,即使对他认为的“四夷”,他也主张讲诚信,讲美德。

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时,曾国藩问他:“你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要冲的关键,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李鸿章说:“门生也没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曾国藩大不以为然:“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外交从来是以实力为后盾,所谓“弱国无外交”,不管怎么办,总是要吃亏的。但曾国藩认为,即使如此,诚信、踏实还是能比“痞子腔”走得更长远。不能保全利益,起码能保全人格、国格。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再次告诫他与洋人相处要以诚信相待,不要因小事而致生事端,他说:“洋人近来何如?不至于恼羞成怒吧?我们只有告诫各位务以忠、信、笃、敬四字为主。作封疆将帅的,虽然心里怀着勾践卧薪尝胆、田单困守即墨的志气。在外表上也要十分和让。作中国军民的,就更只有和让,没有别的了。”

这年四月,他再次写信告诫李鸿章:与洋人交际,关键有四句话:一是说话要讲忠信,二是行为要笃敬,三是坚持会防不会剿的原则,四是先疏远后亲近。忠,指没有欺诈之心;信,指没有欺诈之言;笃,指气质厚重;敬,指谦虚谨慎。这两句,无论洋人是顺从还是反对,我都应当常常坚持,不能改变。

他给郭嵩焘的信中也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我曾经讨论与洋人交际,首先贵一‘信’字。”

在给应宝时的信中则说:“自古善于驾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并不是明显违背条约,轻易放弃承诺才称得上失信,即使是很小的事,颦笑之间,也应当怀这真心实意。”

曾国藩还跟其他很多官员谈过对洋人守信的观点。他之所以有这种观点,是认为“洋人最爱财利,最讲交情”,只要信守承诺,不轻变更,就可获取信任,相安无事。当时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别,许多洋人认为中国人不讲信用。曾国藩提倡以信相待,确实能减少不少麻烦。但曾国藩所讲的“信”,是一种做人态度和,也是一种待人策略和交往尺度,即不要由于小利小害,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言行。

实际上,曾国藩对洋人是充满警惕的,他曾说,目前之事,以洋务为最艰,“今之外夷,乃前古未有之局”。他认为,应该顾全大局,在隐忍不发时,怀着卧薪尝胆的目标,通过自立自强,最终打败洋人,恢复国威。

当时曾国藩虽然关心洋务,但因健康等原因,并没有负责操办洋务。如果按他的“推诚相见”的方法与列强办外交,不知能否达到荀子所谓“虽困四夷,人莫不贵”的目的?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清朝办洋务的官员,爱跟外国人“打痞子腔”,到底也没打出好结果,割地赔款,这都是让人痛心的事实。不仅丢了利益,人格、国格一齐全丢,可见不诚的方式肯定行不通。

就个人而言,成功从自修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一句名言: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自修”就是在为将来准备成功资源,一旦机会来临,就能好好把握,而不会在遗憾中错过了!

一言一行皆有学问

子夏是孔子的贤弟子之一,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其意是说:敬重贤人,孝敬父母,忠于职守,诚信待人,这种人哪怕没有读过书,我也要说他有学问。

有的人毕业于名牌大学,不一定有学问;有的人从未进过学校的门,不一定没有学问。这并不是说读书没有用,而是说光读书还远远不够。因为很多做人的经验、办事的技巧不是课本上能够学到的。

尤其是做人的学问,对许多只会读书的人来说非常欠缺。因为现在的教育体制主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在如何做人方面关注不够,即使毕业于名牌大学,将来走上社会,仍然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知识技能仅仅是应用工具,做人的学问却能告诉人们如何合理运用这些工具。好比一辆车,尽管它很豪华,很漂亮,如果驾驶技术不好,不懂交通规则,难免不出车祸。那还不如骑一辆破自行车稳当呢!所以说,做人是天下第一等大学问。

如何做人呢?按子夏的说法,能做到敬重贤人、孝敬父母、忠于职守、诚信待人,大概也差不多了。

敬重贤人有什么好处呢?能够体现谦逊做人的风度和教养,能够赢得他人的尊敬。在生活中,很多人瞧不起那些才能高、品行好的人,这恰恰暴露了自己不辨贤愚、狂妄自大的毛病。懂得敬重贤人,至少能证明你心有天平,懂得好坏,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

春秋时,魏文侯乘车从贤士段干木居住的巷子前经过时,站起来,双手扶着车前的横木行礼。随从奇怪地问:“您无缘无故行什么礼?”

魏文侯说:“我是在向段干木致敬啊?我听说,段干木把操守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即使拿我的君位交换他的操守,他也绝不会同意,我又怎敢对他傲慢无礼呢?段干木在德行上显赫,我只是在地位上显赫;段干木在道义上富有,我只是在物质上富有啊!”

随从挺纳闷,你的态度再恭敬,人家也看不见啊!魏文侯说:“他看不见没关系,我却不能不表达我的心意。”

魏文侯还经常赠送礼物给段干木。但段干木不肯接受,他也不勉强,以示对段干木人格的尊重。魏国人听说魏文侯礼遇段干木,都十分高兴,还写诗颂扬这件事。

后来,秦王想出兵攻打魏国,司马唐劝谏道:“段干木是有名的贤人,而魏文侯礼敬他,天下没有人不知道。我们攻打魏国,会遭到唾骂啊!”秦王就取消了进攻魏国的计划。

这就是尊重贤人的好处。你的行为不但让人欣赏,也能自然而然地让他人将你归入贤人之列。

孝敬父母有什么好处呢?父母是自己最大的恩人,不孝敬父母,岂不是忘恩负义吗?一上忘恩负义的人,怎么能得到他人信任和帮助呢?而且,父母血脉连,是最关心自己、疼爱自己的人,也值得自己全心关爱啊!

很多人开始忙于事业,忽略了父母亲情,等到父母不在了再来伤心痛悔,不是太迟了吗?

孔子的学生子路认为,孝敬应该及时,不要等候将来。他说:背着重东西走远路的人,想休息不挑选地方;家里贫穷、父母年老的人,找工作不挑选待遇。从前,我侍奉父亲时,自己吃粗粮野菜,却替父母到百里以外的地方背米。双亲去世后,我到楚国去做官,跟随我的车子有一百辆,积累的粮食有上万钟,软褥子迭起来坐,饭菜摆满了桌子。这时候,我希望再回到那种吃粗粮野菜、为双亲背米的日子,己经不可能了。用绳索串起的干鱼,能保存多长时间不被虫蛀?双亲的寿命,就像阳光透过门缝,转眼就去了!草木想要继续生长,霜露却不给予机会;儿子想要侍奉父母,双亲的寿命却不能等待。所以说:家里贫穷,父母又年老了,做儿子的不管待遇多少也该外出工作啊!

忠于职守有什么好处呢?在绝大多数领导者眼里,一点忠诚胜过更多智慧。一位大师说:“假如把智慧和勤奋看作金子那样珍贵,那么,比金子还珍贵的就是忠诚。”

但是,忠诚绝不等于“愚忠”。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对“忠诚”二字的理解是尽职尽责,该说的话说了,老板不听从;该做的事做了,老板不认同,那是老板的问题,跟自己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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