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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斯大林的大肃反(第1页)

三斯大林的"大肃反"

大批军政高级官员在斯大林的"大肃反"中被屠杀,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

1937年6月,苏联国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注。今天,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在谈论如何勇敢地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而在当时,极权主义的罪恶成了人们争论不休的主题。莫斯科突然传来消息说,一大批军内高级军官被逮捕并以叛国、间谍和密谋颠覆苏维埃政权等罪名而遭到起诉。还有传言说,斯大林政权正面临着一场"军事法西斯阴谋活动"的威胁。密谋者不仅包括组织者利昂·托洛茨基本人(虽然他当时正在墨西哥流亡,但是仍然没有逃脱暗杀的劫难,最终被暗杀者用镐砍死),而且还包括红军内部他的一些所谓的追随者。莫斯科向外界宣称,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正面临着被密谋暗杀的危险。

事实上,将这些信息集中起来可以看出,希特勒的盖世太保10年来精心策划的一场最大的骗局终于获得了成功。通过利用斯大林众所皆知的偏执多疑的心理,盖世太保故意让一些虚假的文件资料"落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高官手中,造谣说斯大林麾下的著名元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正在德国的资助下密谋暗杀苏联领袖斯大林。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义不容辞地将这份"情报"交给了克里姆林宫。随后,一场针对苏联红军的毫无人性的血腥"大清洗"开始了。

斯大林痛斥那些隐藏在军队内部的"人民的敌人",发誓将他们彻底铲除。斯大林断言,这些名单上的人都已经被德军所控制,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正在设法扼杀苏联红军,妄图使这支军队丧失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能,希望将苏联变成"第二个西班牙"。虽然军事审判工作是秘密进行的,但是政府控制的媒体仍然报道说,这些被捕的军官收受了德国和日本的金钱贿赂。他们受到了严厉审讯,有的被判处死刑,有的被关进了监狱。在军事审判之后,他们又在公众和包括外交官在内的外国来宾面前接受了几次声势浩大的"审判",但这种做法只是掩人耳目而已。

在莫斯科的一次公审中,审判人员透露,斯大林险些在1933年和1935年的两次暗杀中死于非命。在这些真正的或虚构的暗杀阴谋背后有没有斯大林(或希特勒)的特工人员参与呢?据《英国大事年鉴》记录,1933年夏天,当斯大林乘坐的快艇在黑海上巡游时,遭到格鲁吉亚当地一名"格伯乌"(苏联秘密警察组织)的头目和两名边防人员的射击。由于快艇的速度极快,并且距离岸边较远,此次暗杀没有成功。1935年,"阴谋者"计划用步枪暗杀斯大林,但是由于他们未能及时赶到斯大林度假的地点,最终暗杀计划未能得逞。据称,这些暗杀者的行为是受重工业委员会副委员帕雅塔科夫的指使和操纵,而帕雅塔科夫则辩称是执行了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命令。后来,帕雅塔科夫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

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弗可哥诺夫非常肯定地认为,这些所谓的暗杀斯大林的阴谋活动都是捏造的。他说:"我坚信,在这一时期根本没有人试图谋反,也没有人企图谋杀斯大林。在当时,还没有任何人胆敢试图谋取斯大林的性命。"但是他认为,如果在美国,斯大林很可能会遭到暗杀,因为美国人肯定无法忍受一个像斯大林那样的暴君。他说:"对于斯大林来说,苏联人民非常容易驾驭。人民将他当做神一样顶礼膜拜,而他却惨无人道地对他们大开杀戒。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斯大林没有敌人,经历20世纪30年代的'大肃反'以后,曾经无限爱戴他的人民已经开始对他产生敌意,更不用说那些托洛茨基的忠实追随者们了。"

军队内部的"大清洗"给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在那些被逮捕的高级军官中,除了参与红军重组的先驱者之一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外,还包括1918年就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新红军的瓦西里·布柳赫尔元帅以及令朱可夫十分钦佩的乌博列维奇元帅。(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从这位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友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与此同时,其他许多高级军官也遭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被指控为叛国者。(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本尼斯在回忆录中说,他得到一份有关图哈切夫斯基"反斯大林集团"的情报,由于确信内容可靠真实,因此将相关的材料送到了莫斯科。)

另一位被指控"叛国罪"的苏联元帅马尔尼克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军事历史学家弗可哥诺夫在1989年告诉作者,因为马尔尼克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好朋友,所以他拒绝加入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审判团,他知道这样做无疑难逃被绞死的命运,最终只能被迫以自杀来表达他的抗议。)弗可哥诺夫说:"当时,为了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许多高级军官都选择了类似的自杀方式。"

在这场疯狂的"大肃反"运动中,红军远东空军司令拉平中将被捕后在狱中自杀。据《伦敦时报》报道,拉平临死前写了一封"血书",他在这封费尽周折才被带出监狱的"血书"中写道:"在我一无所知的事情上,我作了伪证。在连续不断的严刑拷打和各种威胁之下,我被迫承认了他们强加给我的各种罪名。我不是一名反革命者,与此类事件毫不相干。"

毋庸置疑,对这些杰出军事领导人的审讯令朱可夫非常痛苦,因为其中许多所谓的"人民公敌"与自己的私交都不错。虽然他在第一版的回忆录中没有过多地谈到审判的事情,但是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讲述了很多关于"大肃反"的历史事件,其中提到了那些被"清洗"的高级军官,尤其是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曾经数十次地提到图哈切夫斯基。朱可夫认为,他所学到的许多基本作战理论都是由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所谓的"阴谋者"创立的,正是靠着这些理论,他才能够在蒙古哈拉哈河战役中大显身手,取得了绝对的战场优势。(例如,装甲部队必须独立作战;必须实施"大纵深"作战;必须要有高效准确的情报保障;必须要高度重视战役和战术诱骗和先发制人;等等。这些理论后来成为"朱可夫核心战法"的理论先导。)

但是,在那个对间谍活动充满狂热的年代,朱可夫---还有数以千计与他一样的人---经常需要被迫交代他们和那些因各种罪名被逮捕入狱的高级官员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与朱可夫有过私交的几十名高级官员无一逃脱被逮捕的命运。

据估计,在"大肃反"中,45%的陆军和海军军政官员被处死或被解职。在850名从上校到元帅的指挥官中,85%的人被解职。一些人后来官复原职,其中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将军,他在二战爆发之前得以复出,但在此之前经历了两年的牢狱生活。(戈尔巴托夫将军在他的《我的难忘岁月》一书中,记录了自己在被召回前线抵抗德军入侵以前遭到逮捕的经历,以及在西伯利亚古拉格集中营里度过的痛苦岁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6-1938年期间,共有41200人遭到了"清洗"。

"大肃反"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德国,尤其是在那些德国将军们的眼中,红军已经无法与自己相匹敌。在这方面,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说,"大肃反"削弱了红军实力的观点是建立在"大肃反"以前红军力量十分强大的假设之上的。但他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理论和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实际上,在"大肃反"以前,红军内部的指挥和控制效率并不是很高,作战指挥官和文职官员的文化水平相当低。此外,当时整个红军还缺乏责任心和进取精神。

在明斯克,朱可夫受到白俄罗斯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菲里普·戈里科夫的问讯。朱可夫和许多被捕的官员都很熟悉,其中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和塞迪奇,他坦率地告诉戈里科夫,这些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对党也无限忠诚。朱可夫看出,戈里科夫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

戈里科夫接着又提出了另外两个问题:有人报告说朱可夫对待下属非常苛刻粗鲁,另外还瞧不起做政治工作的人员。朱可夫回答说,他只对那些在执行任务时散漫拖沓的人动粗。戈里科夫指出,他还听说朱可夫的夫人曾经为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埃拉做了洗礼。朱可夫否认了这一点。

很明显,这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谈话,朱可夫担心这会使他失去担任骑兵第3军新任军长的机会。幸运的是,他的任命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当朱可夫最终走马上任后,他发现这支部队的军事和政治教育水平非常低。他认为,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大肃反",它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和训练。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要求严格的指挥官很容易就成为负责"肃反"工作的内务部官员的攻击目标,他们总是设法以"人民公敌"的指控将这些指挥官拉下马。在遇到上级侵犯下级权利的行为时,朱可夫并非坐视不理,而是经常大胆地进行干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在许多事情上他处理得不是很恰当。

朱可夫讲述了他的一个下属军官向他寻求帮助的经历。当时,这名军官正因为与一名在"大肃反"中被逮捕并被枪决的高层军官交往密切而遭到指控,他担心自己会被视为卑鄙之徒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被开除,甚至担心自己将遭到秘密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前身)的逮捕。另外,这名军官还因为在管理上过于苛刻而受到指控。在了解了他的情况后,朱可夫同意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在会议上,果然有人提出将这名军官逐出红军和党外。朱可夫为他作了辩护发言,称赞他是一名忠心耿耿并且能力非凡的指挥官,他认为与这一点相比,其他任何指责都不是很重要。当会议结束时,朱可夫的观点最终取胜。朱可夫说,被指控的那位军官在他面前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但是,另一件事情却是以悲剧而结束的。由于骑兵第6军军长被调往基辅军区,朱可夫接任了军长的职位。在斯大林风声鹤唳的高压统治下,一名在党员大会上被指控犯了严重错误的军官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承认与一位被处决的元帅交往甚密。由于害怕秘密警察机构的酷刑,他最终选择了自杀。朱可夫在他的第一版战争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此事。

在骑兵军内部,朱可夫与党组织其他成员发生了另一场对质,至少有80名党员参加了这次对质。在对质中,他们再次指出朱可夫对待下属非常粗鲁,指挥方法存在问题,另外他与最近刚被绞死的乌博列维奇(他们实际上只是单独在一起吃过一次晚餐)以及其他"人民公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幸的是,朱可夫此次面对的指控者是骑兵第4师政工科科长季霍米罗夫,他在朱可夫的手下干了四年时间,但是两人关系并不密切。朱可夫说,季霍米罗夫在会上躲躲闪闪、十分狡猾,从不正面回答朱可夫的问题。为了委曲求全,朱可夫承认自己在对待那些执行任务表现不好的下属时缺乏理智。在解释与乌博列维奇的关系时,他说,在完全丧失信任之前,军官之间应当保持良好的友谊,这应当是我们全党的努力目标。朱可夫在会议上特别强调了部队作风和职能的重要性,他说,与"花言巧语和同志友谊"相比,它们必须放在第一位。

朱可夫的解释最终得以通过。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又给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发了一份电报。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是却被允许继续工作。朱可夫说,他将永远不会原谅季霍米罗夫,并发誓与他断绝一切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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