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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报告（第4页）

“再坐你的车我可只付五毛钱。”我说。

“非常正确，先生。”他恭顺地回答道，“今天早晨我必须得有两块钱，老板。”

我回到旅馆里，在电报里对杂志社撒了谎：“阿·阿戴尔坚持每个字要八分钱。”

回电是：“赶紧照办，你这个傻瓜。”

晚饭前，温特沃斯-卡斯维尔少校像多日不见的老朋友似的招呼我。我很少见到他这么既让人讨厌又难以甩掉的人。他过来的时候，我恰好站在吧台边上；所以不能对着他的脸挥舞白手绢说不喝酒。我很愿意出酒钱，只是不要喝第二轮就行；然而他却是一个闹哄哄的、不知耻的酒鬼，每花一分钱都要让铜管乐队和烟火为他做广告。

他以要掏出几百万元的架势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一美元的钞票，把其中的一张扔到吧台上。我再一次看到了那张掉了右上角，中间用蓝纸黏着的那张一美元的纸币。这还是我的那一美元！不可能是别人的。

我走上楼去，回到我的房间。这个无事的城市的毛毛细雨和安静乏味弄得我浑身疲惫、头脑混乱。我记得上床之前，我竭力想把那张神秘的钞票——那张钞票能成为一篇绝好的旧金山侦探故事的线索——从我脑子里排除出去，我睡意蒙眬地自言自语：“这儿的很多人似乎都拥有出租马车拖拉斯的股票，股息也付得非常快。真让人弄不明白……”后来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塞替瓦约皇帝在老地方上载上我，把我的骨头在石子路上颠到了八百六十一号。他等我办完事以后再把我颠回去。

阿扎利亚·阿戴尔比昨天显得更苍白、更干净却也更虚弱了。

签完了每个字八分钱的合同之后，她更苍白了，并且从椅子上滑了下来。没费多大劲儿我就把她弄到了那把古老的马鬃沙发上，然后我跑出去屋子，奔到人行道上，喊那个咖啡色的海盗去叫医生来。我对他的智慧从未怀疑过，他扔下马车快步向街上跑去，他知道这样更快。不到十分钟他便领着一位勇敢的、灰白头发的、很能干的医生回来了。我用了几句话（远不值每个字八分钱）便说明了我出现在这个神秘的空****房间里的原因。他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又面容严肃地看着那个老黑人。

“凯撒大叔，”他平静地说道，“跑步去我家，向路丝小姐要一满罐鲜牛奶半杯葡萄酒来。赶紧回来。不要赶车——跑着去。这星期你得抽时间再来一次。”

我清楚梅瑞曼大夫也不相信这位陆上海盗的马的速度。凯撒大叔笨手笨脚地向街上跑去，速度很快；医生很礼貌也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后，认定我是可以信赖的。

“只不过是营养不良，”他说，“换句话说，是贫穷、自尊和饥饿的后果。卡斯维尔夫人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想帮助她，可她除了她家的黑人老仆凯撒大叔以外，谁的帮助都不接受。”

“卡斯维尔夫人！”我惊讶地说道。看了看合同，才发现她签的名上是“阿扎利亚·阿戴尔·卡斯维尔”。

“我以为她是阿戴尔夫人呢！”我说。

“她嫁给了一个废物酒鬼，先生，”大夫说道，“据说他连那个老仆人给她的小钱也抢！”

牛奶和酒拿回来之后，医生很快就让阿扎利亚·阿戴尔苏醒了过来。她坐乐起来，开始赞美秋天的树叶，她说树叶子正当时，颜色最浓。她轻描淡写地说这只不过是心脏的老毛病又犯了。她躺到沙发上，伊姆庇为她扇扇子。医生还要去别处出诊，我送他出门。我告诉他，我有权力代杂志向阿扎利亚·阿戴尔先预付一点钱，他听了好像挺高兴。

“顺便说一下，”他说，“你也许想知道一下，你可有一个皇家马车夫为你赶车呢！老凯撒的爷爷是刚果的皇帝。凯撒自己也像你看到的，很有皇族的气派。”

医生走了，我听到屋子里凯撒大叔说话的声音：“阿扎利亚小姐，他把那两块钱都抢走了吗？”

“是的，凯撒，”我听见阿扎利亚无力地回答。我回到屋子里，和我的撰稿人结束了业务洽谈。我自作主张，先给了她五十元，作为一种巩固我们之间合同的必要形式。然后凯撒大叔赶着车将我送回旅馆。

至此为止，我作为一个目击者，所见到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了。余下的只是一些事实。

六点钟，我出去遛了一圈。凯撒大叔还在他街角上的老地方等人。他打开车门，挥舞着掸子，开始了他那一成不变的套话：“请上车，先生。五毛钱可到城里的所有地方……马车非常干净，先生……刚刚送葬回来……”

他认出我。我想他的视力可能有点问题。他的大衣上又多了几块褪了色的地方，腰上的绳子也更破烂了，剩下的最后一枚扣子——黄牛角扣子——也不见了。凯撒大叔是国王的后代啊！

大约两小时以后，我见药房门前挤着一堆兴奋的人。在无事的沙漠中，这就是久早的甘霖，于是我也挤了进去。在一张用箱子和椅子搭起来的临时床铺上面，躺着温特沃斯·卡斯维尔少校的濒死的肉体。一个医生正为他作临死前的诊断，其结论是此人已一命呜呼了。

有人发现这位昔日的少校死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好奇而无聊的市民便把他抬到了药店门口。这位去世的人死前曾打过一架——种种细节均可证实这一点。尽管他是一个二流子加恶棍，亦堪称勇士，但他依然输了。他的手紧紧地攥着，分不开。站在周围的认识他的善良的市民们，竭力寻找着能够夸奖他的话。一个长相温和的人想了许久，终于说道：“他十四岁时，在学校里拼读学得是最好的。”

我站到那儿的时候，这个躺在白松木箱子上的“曾经为人”的人的右手手指松开了，有一样东西掉到了我的脚边。我无声地用脚把它给踩住了，过了一会，我把它捡起来，装进兜里。我想这是他在最后的挣扎中，无意中抓到的东西。他抓着它踏上了死亡之旅。

这天晚上，旅馆里的人们在谈论政治和禁酒以外，主要话题便集中于卡斯维尔少校的死上了。

我听到有一个人对他的一小群听众说：

“我认为，各位，卡斯维尔是让那些黑鬼们谋财害命杀掉的。今天下午他还有五十美元，他向旅馆里的很多人展示过呢。他被发现时，身上已经没有这笔钱了。”

第二天早晨九点我离开了这座城市。当火车驶上坎伯兰河大桥的时候，我从兜里掏出了一枚大小与五毛钱硬币相仿的黄牛角的大衣扣，上面还挂着几根粗麻线头！我把它扔出了窗外，掉到了下面缓缓流动着的泥泞的河水里。

我真不知道我在布法罗该做些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