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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报告（第3页）

我第一次见到他笑。他早知如此。他早知如此！早知如此！

我给了他两张一块钱的钞票。在递钱给他时，我注意到其中一张钞票已经很旧。右上角已经没有了，中间也是撕破以后又粘起来。一张蓝纸条粘住了破的地方，维持了它的流通性。

至此，有关这个非洲土匪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儿高兴，我拉动了绳子，打开那扇破门。

如我所言，那房子只不过是个空壳。油漆刷子有二十年没接触过它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大风没有把它像一座纸牌搭的房子那样吹跑呢。在我再次注意到那把它团团围住的树木后，才明白其中的原理——这些目睹过纳什维尔战役的树用它们的枝干守护着这宅子免受风暴、敌人和寒冷的侵犯。

阿扎利亚·阿戴尔，五十岁，白发，出身望族，身体像她住的房子一样贫弱，穿着我从未见过的最便宜最干净的衣服，如同皇后一般简朴地接待了我。

客厅好像有一英里见方的，未上漆的白松木书架上放着几排书，一张裂开了纹的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条破旧的地毯，一个没毛了的马鬃沙发，还有两三把椅子。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不错，墙上还挂着一幅蜡笔画，画的是一束三色紫罗兰。我四下看看，没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画像，也没有看见挂起来的松果篮子。

阿扎利亚·阿戴尔和我见了面，其中的一小部分我转给你们听。她可是古老的南方的产物，在细心的呵护下成长起来。她的知识面不宽，但却十分深刻，在一些领域还颇有建树。她是在家中接受的教育，关于世界的知识源于她的推理和灵感。这就是她创作那一小批散文的资本。她和我谈话时，我不停地擦着我的手指头，不知怎么地要擦去从兰姆、乔叟、赫兹利特、马考斯·奥瑞留斯、蒙田和胡德的著作中掉下来的其实并不存在的灰尘。她很了不得，发掘出她来实在太有价值了：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对现实生活知道得太多了。

我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阿扎利亚·阿戴尔很穷，除了一座房子和一身衣服以外，她一无所有。我既要向杂志社负责任，又要忠于在坎伯兰山谷与托马斯共同战斗过的诗人和散文家。我听着她那拨弦古钢琴一般的话语，很难启口去谈合同的事。在九位缪斯女神和三位格瑞斯女神的面前，一个人很难把话题扯到两分钱一个字这样低俗的问题上去。恐怕得再谈一次才能恢复我的商业习惯吧。不过我还是把我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并约好在第二天下午三点讨论商业问题。

“你们的城市，”我准备离开时这样说道（这时候可以谈些轻松的话题了），“是一个安静、严肃的地方。一个能够安家的城市，可以说永远不会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发生。”

此城同西部和南部均有火炉与凹形器皿的交易，其面粉加工厂日生产量超过两千桶：

阿扎利亚·阿戴尔似乎在思索着。

“我从来没那么想过，”她以她自己所特有的诚恳态度说道，“安静的地方就不会有什么意外之事发生了吗？我想，当上帝在第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创世界的时候，你可以从窗口探出头去，听到他建设那永恒的山峰的时候，他的铁锹甩动泥浆的声音。世界上最喧嚣的工程——我指的是建设通天塔的工程——其结果怎么样呢？《北美评论》上一页半的世界语罢了！”

“当然，”我提出了陈词滥调，“任何地方人的自然属性都是一样的；不过有的城市比别的城市多些色彩罢了……多些戏剧性和行动意味……以及浪漫的情怀。”

“表面上是这样，”阿扎利亚·阿戴尔说，“我曾坐着展开双翼（印刷品和梦想）的金色飞船多次周游世界。我见过（在一次幻想的旅行中）土耳其的苏丹亲手勒死了他的妻子，因为她在公共场合没有遮住脸。我在纳什维利还看见一个男人撕碎了戏票，因为他的妻子出门时用脂粉遮住了脸。在圣弗兰西斯科的中国城里，我看见使女辛夷被一点一点地往杏仁油里浸，逼着她发誓再也不和她的美国情人见面。当油浸到她膝盖之上三英寸的地方时，她终于屈服了。在东纳什维利的一个晚间纸牌聚会上，我看见肯替·摩根的七个同学和保持了近乎一生友谊的朋友同她断交，因为她和一个油漆匠结了婚。她端在胸前的沸油在吱吱作响，可我希望你能看到她从一张桌子走向另一张桌子时那美妙的浅笑。噢，没错，这是一个很枯燥的城市，只有几英里长的红砖房、泥浆、商店以及木料场。”

这时有人在房子后面敲门。阿扎利亚·阿戴尔轻声地致歉以后，循声离去。三分钟以后，她眼睛放着光回来，两颊上有了一层红晕，好像年轻了十岁一样。

“临走之前请喝一杯茶，再吃块蛋糕吧！”她说。

她说着摸起一个小铁铃，摇了一下。一个光着脚的，不大整洁的，十二岁左右的黑人小姑娘拖着脚走进来。她咬着手指头，瞪着我看。

阿扎利亚·阿戴尔从一个破旧的小得可怜的钱包里掏出一张钞票出来。一张丢了右上角的一美元钞票，用蓝纸条粘住的一美元钞票啊！这是我给黑人海盗的那两张钞票中的一张——毫无疑问！

“去一趟贝克先生的商店，伊姆庇，”她将那一美元交给小姑娘，“拿回四分之一磅茶叶——就是他要送给我的那种茶——再要一毛钱的蛋糕。好了，快点。恰好家里的茶叶没了。”她这样对我解释说。

伊姆庇从后面向外走出去。在她那光脚踩在地上的啪哒声从后门廊里消失以前，突然响起了一声尖叫——我敢肯定那是伊姆庇在叫——叫声响彻了整个房间。接着是一个男人愤怒的叫喊，嗓音尖厉粗暴；与那女孩的叫声连成了一片。

阿扎利亚·阿戴尔没有吃惊，也没有激动，她站起身来，很快就消失了。那个男人粗野的喊声又继续了两分钟，然后是诅咒和扭打的声音，她平静地回到她的椅子里。

“这房子很大，”她说，“我将一部分租出去了。抱歉，我必须收回我邀请你喝茶的礼遇了。商店里没有我平时惯用的那种茶了。可能明天贝克先生会给我留着的。”

我肯定，伊姆庇根本没有离开这座房子。我打听了一下公共汽车的线路，便离开了。走在路上我才突然想起来，忘了问阿扎利亚·阿戴尔的姓了。好在明天还可以问她。

就是从这一天起，我被这个无事的城市强迫着加入了一场罪恶。我只在这儿呆了两天时间，可就在这两天里我可耻地在电报里撒了谎，而且变成一个同案犯，杀人案事后的同案犯——假如“事后”这个法律名词被确认的话。

我走到接近旅馆的一个拐角时，那个穿着褴褛的破大衣的非洲马车夫一把抓住我，打开了他那棺材的门，舞动着鸡毛掸子开始说他的一套滥词儿：“请进，老板。很干净——刚送葬回来，五毛钱能到任何地……”

他认出了我，咧着嘴笑了一下，“对不起，老板，你就是今天早上坐我的马车出去的那位绅士。衷心地感谢你，先生。”

“明天下午三点我还要去一次八百六十一号，”我说，“你如果在这儿的话，我还想雇你的车。你认识阿戴尔吗？”由于想到了我的那一美元，所以我这样问了一句。

“我曾经是她父亲阿戴尔法官的奴仆，先生。”他回答。

“我看她一定很穷吧，”我说，“她没多少钱，对吗？”

在一瞬间里，我又一次看到塞替瓦约皇帝的阴沉样儿，马上又变成了那个多收钱的黑人老马车夫。

“她绝对不会饿死的，先生，”他缓缓地说道，“她有经济来源，先生，她有来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