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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54年湘军初创，短短几年内便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全新的从选将、培养、到使用的制度，使湘军将领和湘军整体的素质和战斗能力是绿营军有明显改观。单就草创之期所选用之将领的年龄计，就比绿营军的平均六十岁，降至三十几岁，而湘军中作为最年长者的罗泽南也仅有四十六岁。可谓生龙活虎，焕然一新。另外正如本书在其他章节中已谈到的，在人才的选拔上，曾国藩尤其有一套笼络人才、培养人才和任用人才的有效方法，使湘军上下英才济济，各尽其终，各得所归，为湘军的日后强大奠定了十分坚定的基础。

优胜劣汰才能从严管理

曾国藩指出，当医生治疗病人背脊上的毒疮，碰到病情严重的，一定要挖掉长疮的烂肉，让它生长出新肉。现在品质差身体弱的兵卒，也应当淘汰，就像挖掉烂肉一样；对留下来的应当严格加以训练，就像让新肉长出来一样。不按这两种办法去做，那么战备工作就会松弛下去，不知要坏到什么地步。

曾国藩这里讲到了治国军队需要把一些没用的人给淘汰掉。一个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只有淘汰冗员，不断地更新血液，才能永远保持活力，不断前进。

清朝初期，八旗兵叱咤风云，从关外打到关内，收编了明王朝吴三桂的军队，消灭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后又削平三藩之乱，“国家用以定鼎，当时劲悍无敌”。但是，执政以后，八旗子弟养尊处优，讲求享受，“积习乃坏”，不少人患有近视，八旗兵也几乎丧失战斗力。自康熙朝以后，清军主力转为以绿旗为标志的绿营。绿营是清廷削平三藩之乱后，按明代的兵制组成的，以汉人为主体的新武装。

到曾国藩任京官的时期，绿营已走过百余年历程。当时的绿营兵的战斗力如何呢?下面的事例足以说明：咸丰六年冬天，漳州镇总兵周天受带领绿营兵赴援浙江，阻击已因内讧而与洪秀全分裂的石达开部。但是，这些兵勇均已糜烂，毫无战意，唯知掳掠。当时有一段文字描述这些绿营兵很形象：“最先至明镇之兵，染江南骄**之习甚深，军中多美妇人，艳妆华服，驮以肥马，招摇过市，民咸惊讶。其所部兵勇尤为不仁，由兰溪过金华以人缙云，一路劫掠，至铅锡场，乡团大呼贼至，兵勇狂奔，遂拾其器械以杀之，并夺其辎重，将官死者马姓秦姓唐姓，勇之得免者不过十之二三，遂不能成军，其实不遇一贼耳。”这种乡团与绿营兵的相互仇杀，几乎可以使太平军不战而胜，石达开轻取处州、永康、武义等城。

从制度上来看，也存在众多弊端。

首先清军的建制原则是：“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兵镇成……量地形之险易，酌兵数之多寡。”因此，绿营军的编制，在定员上没有一定的标准。遇到战时调遣，则弊病丛生。兵员定制不一，平时难以进行必要的阵法训练，“夫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精与不练同”，平时没有系统的训练，战时便无法取胜。其次，军情瞬息万变，如何合理地调整（分配），指挥兵员，尤为重要。兵员无定，统帅则胸中无数。由于军队平时分地驻防，遇有变故，便从各地营中抽调兵士，组成军队，另派将领统率，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由此而产生的恶果是极为严重的。曾国藩对此认识极为深刻，“盖缘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50，征兵1000，而已抽调数营或数十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人粤，明年一次调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亦遂乖然而能以相人，败不相救之故半由于此。”

其次是清代的选将制度：绿营以行伍出身为正途，将领大多由行伍升迁。清朝承平日久，绿营兵丁子承父业形成世兵制。由于缺少人多，补缺困难，入伍年龄一般偏大。士兵的升级由守兵而步兵，由步兵而马兵，再由马兵升额外外委。以后再升外委、把总、进入下级军官行列。由守兵升至把总要经过五级阶梯，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此后，再经过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将等阶梯，论资排辈，逐级升迁。待至升为总兵进入高级军官行列，多已是垂暮之年。循此制所遴选的将领，年龄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184l年）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已是75岁高龄，江南提督陈化成65岁，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其中算是小字辈，也60岁了。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有的将领老朽怯懦，惧怕英军，临阵脱逃，丧师失地。有的将领，昏庸无能，在英军进攻面前束手无策，连起码的占领制高点，歼敌于登陆之际等军事常识都茫然不知。即使是爱国将领陈连升、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人，他们在战争中仍然采用诸如分兵把守、固守炮台、一线防御、正面柜敌等呆板陈旧的战术，不能适应近代战争机动灵活、散兵作战的要求，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缺少克敌制胜的方法。

根据绿营这种状况，面对强大的太平军，曾国藩在致江忠源书中断言：“即有十万众在我麾下，亦将各怀二心，离心离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革除其恶习。”后来，他在书信中进一步声称：“国藩数年以来，痛恨绿营习气，武将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在致王鑫书中讲到：“今日将欲灭贼，必光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慨求吾党质直而晓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靡，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江忠源、王鑫带兵和作战的经验，都比曾国藩多；可是一针见血，另树新军之胆识，则都不及曾国藩。

兵权统一才能号令严明

曾国藩指出。打仗的时候，必须数万人集中兵力，听取号令有在前面突击的，有在后面声援的，有防止敌人包抄的部队，有停住不动应付突然变化的部队，这才是取胜的方法。如果派某某人防守后路，不能按规定时间撤退，或是到了规定的时间不能进军，都是违反军令。一军之内，必须号令严明。要是顺从个别人的意思，认为在前面作战就好，在后面防守就不好，这就不妥当了。

其实，每一种谋略在临时的制定都是综合了各种主观、客观的各种因素而谋划出的最稳妥的计策。而临战时最重要的就是严格执行预计的谋略计划，统一行动，各负其职，而不能依人人主见，随意更改作战计划，军事上是这样，商战上也是如此。都要按照策划者的意图统一进军市场。

古时候，武王询问太公说：“任命将领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太公说：“凡是国家遭受危难，君主要避离正殿，然后召见大将，郑重地告诉他说：‘国家安危，全在将军。如今某国背叛我们，希望将军率师征伐。’在大将接受命令后，君主就命令太史官进行占卜。要先行斋戒三天，再前往太庙，钻凿灵龟，择定吉日，以便颁授斧铖。君主进入庙门后，面西站立；大将进入庙门后，面北站立。君主要亲自手持军铖铖头，把铖柄交给大将，并说：‘自今以后，将军的权威至高无上，一切军务概由将军处置。’然后君主再手持军斧斧柄，把斧刃交给大将，并说：‘自今以后，将军的权限包揽无遗，一切军务概由将军处置。’

“将军出征，遇到弱敌就进攻，遇到劲敌就停止。不要以为三军人多势众就轻敌妄动，不要以为受命关系重大就必须拼命，不要因为身居高位而蔑视众人，不要因为固执己见而违背众意，不要认为花言巧语就一定正确。如果士卒尚未就坐，自己就不要先坐；如果士卒尚未吃饭，自己就不要先吃；一定要与大家同甘共苦。假使做到了这些，所有的士卒就一定都会为将军拼死效力。”

“大将既已接受任命，就施礼答拜君主，说：‘据我所知，国家不可以由别人从外治理，军队不可以由君主从中牵制，三心二意不可能侍奉君主，疑神疑鬼不可能对付敌人。为臣现在既已受命，操用生杀大权，不敢不誓死战斗。恳求君王再向我明确下达命令。君主如不答应，我还是不敢率军出征。”

“君主答应大将之后，大将便告辞君主，率师出征，自此以后，军队中的一切事务，不再听从君主的命令，而是完全服从大将的指挥。临阵与敌决死战斗，不再会有重重顾忌。如此一来，就能够灵活机动，所向披靡，上天无奈我何，大地无奈我何，前无敌人抵抗，后无君主遥控。于是聪明的人为大将出谋划策，勇敢的人为大将奋力战斗；军队气冲霄汉，行动快如奔马；兵不血刃，敌已降服。这样，战场上大获全胜，朝廷上功勋卓著，官员得以晋级，士卒得到奖赏，百姓欢欣鼓舞，将军无灾无祸。于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家得以长治久安。”

武王说：“妙啊!”

以上例子认为兵权统一，就能达到“用兵如神”。它是从军队指挥权的高度统一对战争胜负关系的重要性角度考虑问题的，反对别人从中掣肘。

兵权贵一，是我国古代兵家与兵学家一贯的思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三略·中略》）《孙子兵法》在“谋攻篇”里曾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说“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的“三患”：不了解军队是否可以进退而命令军队进退；不知道军队的事务而干涉军队的行政；不知道用兵的权谋而干涉军队的指挥。有这“三患”就会扰乱自己的军队而导致敌人的胜利。这从反面论证了“兵权贵一”的道理。

把兵权的集中统一指挥的重要性提到“用兵如神”的条件之一的高度，当推《六韬》。它说：“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文韬·兵韬》）这意思就是说：从用兵的一般原则来说，再没有比指挥权的集中统一更重要了。指挥权集中统一，军队就能行动自由，所向无敌。黄帝说，军队意志统一，并能集中统一指挥，就基本符合战争的规律，接近于用兵如神的境地了。

现代的商场为了抢占市场，出现了一种创新的组织，即连锁店，它在同一中央机构的管理之下，隶属于同一类零售贸易的商店集团。连锁店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各零售商店的资本归中央机构所有，大零售商开设诸多分店。另一种是许多独立的零售商店联合起来，接受“中央机构”的统一管理和控制。其经营特点是：统一进货，以大批量获得价格优惠；统一存货，以调剂余缺，减少库存：统一培养人员，统一店堂陈设，统一账目及广告宣传，以节省开支并增加营业效果；统一价格浮动，以增强竞争力。现代连锁店首创于美国，是各种中小零售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的结果。

60年代初，梅尔维尔只是美国的一家毫不起眼的小连锁店。当时，“生育**”时出生的第一批人即将成年，这家商店意识到这个事实，把目标瞄准了这个市场。它专门开设了为十几岁的青少年服务的新的和不同的连锁店，重新设计了它的商品。针对十六七岁的青少年该店大做广告和加速推销，并把经营范围从鞋类扩大到服装，男女各式应有尽有。结果，梅尔维尔成了美国发展最快和盈利最高的连锁店之一。在10年后其他百货商店明白过来，开始迎合青少年时，因“生育**”已过，人口重心却开始由青少年转向20至25岁的青年。这时梅尔维尔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新重点。

梅尔维尔鞋店的两位年轻老板把一毫不起眼的旧式鞋店改造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流行商品的连锁零销店，也是成年累月地在一些购物中心观察顾客，倾听顾客的谈话，并研究其价值观的结果。他们研究年轻人的购买方式，年轻人喜欢的环境，比如男女青少年是在同一鞋店买鞋还是在不同鞋店买鞋?年轻人对所购商品的“价值”有何看法等等。

市场上的国际型连锁店接连涌现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其经营特点都是在统一管理，实现中央控制的基础上增加市场份额。

严格而切实地执行法令

曾国藩指出，西汉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循吏，是能够立法行法、懂得大原则的人。后来的朝代专门提倡讲仁慈施恩惠，有时干脆用那种把和气软弱当成仁慈的人去充当官吏，这就完全失去了循吏的本来意义。军队中做将领的原则，也应当把立法行法、整齐严肃放在第一位，不要提倡那种老太婆一样的和和气气。制定法令不算难，真正执行起来就难了。每制定一项法令，总要切切实实地去执行，经常不断地去执行。

曾国藩在这里讲到了两个方面的要点：

第一，要制定严格的法令。

第二，要切实执行起严格的法令。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制定法令是重要的，而法令制定出来却不执行的话，就变成了一堆废纸，这样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不利。

在作战中，将帅无疑处于核心领导地位，而他的作用，又是通过发号施令的方式表现出来：“旗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挥，五阵乃理。”所以，对军令不折不扣地执行，历来就是军人的自我意识，即所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因为“军令如山倒”，不可抗拒。

一个国家，一个单位，要想有所作为，首长的命令就必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就必须得到贯彻落实。《领导工作研究》1998年第l期魏运亨撰文《政令：不许讨价还价执行》，言辞凿凿，掷地有声：

政令畅通是治理一个国家的基本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党和国家从创建伊始就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至于“令行禁止”的话语、文字更是重复了千遍万遍，目的也是保证政令畅通。

但是，令人忧虑的是，当前在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谓“一级蒙一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日益凸显，性质越来越恶劣，危害越来越严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令（本文中泛指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令、法规等）不畅已成为国之大患。

不用刻意寻找，“政令梗阻”的例证，随手即可拈出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