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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与儒家思想（第1页）

象棋与儒家思想

李伟新

（一）

昔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国

牛僧孺用车马士卒加炮代之为机

不难看出，象棋的棋盘、子力分布与孔子提倡的礼道十分吻合。

元僧念常在《藏经·佛祖历代通载》中说“昔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国牛僧孺用车马士卒加炮代之为机。”此说唐相国牛僧孺制象棋，不过是一种臆造，因为象棋早在唐以前已经存在。但神农的以日月星辰为象，一是说明象棋棋子是效日月星辰而设；二是象棋中的“象”绝非指动物的“象”，而是《说文解字法》的本意：“象，像也。”像通爻，爻通像。“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以此类推，象应为星象、四象之意，即象征的天体。汉以前，十分盛行星相学，即使董仲舒发展的儒学，也融入了阴阳五行。所以上至帝王、下至庶民，对天是绝对虔敬的，不可能把动物的象摆在那么重要的位置。惟有如此，我们才能解释比车马威力大得多的象为什么不过河作战，只在本土护帅。

“相”也并非为区别象而用。相在《说文解字法》里的本义为“省视”，又引申为“相。质也。质谓物之质与物相接者也。”五行志则因相从目木，而说“木，东方也。”“东，日在木中。”表明“相”于古人存在一层“目视东方（一方神圣的天）”的意思，与我国古代用来表示天空东、北、西、南四个方向的星象（即四象）之一，东方苍龙是相通的。据李松福的《象棋史话》载，西汉古墓出土的塞戏（象棋），就有刻着龙和虎的象棋子。虎也是四象之一，即西方白虎，正好东西相对，“象、相”不正从这脱胎而出么?如果这还不好理解的话，我们再来看棋盘的六十四格和九宫。六十四是八卦的极数，有包罗万象之意。孔子时代，这个数代表着极尊贵的礼道。如《论语·八佾章》!“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里的舞是乐舞，佾是舞的行列。天子用八佾，八八六十四个人；大夫只能用四佾，即四四十六个人。鲁大夫季康子祭祖时，却用了天子的八佾，就难怪孔子“不可忍”了。棋盘的九宫在宋代时，“将帅”的位置处于九宫中央，这个“将”或“帅”已不是“将军”或“元帅”，而是“王”，即所谓“乾卦九五，为人君之象。”将帅退五坐一，为一统江山称王之意。

了解了棋盘的这些出处，对棋子的分布，我们就好把握了。

将既然有了“王”之意，那么这个“王”就应该是顺乎天意的，并代表着“天道。”天道不能无本，即儒家的为民立王的天。因此，象征天体的“象、相”便自然出现了。

象棋中的士，历来被当作将的卫士，显然把士贬低、降格了。只要了解一下历史，我们就会知道：过去的君王，都离不开“释天解道”的士的辅政。汉朝对名士的重用，以及三国争霸天下，竟相笼络名士的做法，都可看出士对君王的重要。十分迷恋周朝的孔子也说“周有八士”，亩下之意，无非说周的兴旺，是因为有八个贤士（八是个喻数，指众多的意思。），并认定“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行义以达其道。”无士则君不成为君，王不成为王了。再从士的威力不及兵卒来看，亦可说明士非“武士”，而是集君子、贤人、名士等一身的“文士”。至于车马炮卒的设置，该是象征着一国的国力，生活着的臣民。这一切都贯穿着儒家的道生君、君有臣、民相拥的礼道。

（二）

君为轻……民为贵

得乎丘民为天子

象棋各棋子本质上的平等，充分体现着儒家的民本思想，以及强烈的仁人意识。

战国诸子百家中，大都能视民为根本，而儒家尤为突出。孔子说：“仁，爱人。”又说“民之于仁者，甚于水火。”指出是人都应相亲相爱，以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至美境界。被称为儒家亚圣的孟子直言宣称：“君为轻……民为贵。”已经不把君王作为救世主之类来看待，君王不过是顺应民心的代表，即“得乎丘民为天子。”

有人说，象棋的将帅不出九宫，是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典型表现。此说不无道理。但是，会下棋的人都知道，将帅在象棋中是最无能的，象士护卫不说，一有点“风吹草动”，将帅就只有闪避、等死的份儿，几乎没有自卫能力。比起国际象棋驰骋疆场的王，真是天壤之别。正因为如此，君为轻的主旨也就显示了出来。

作为君子之仕民的车马炮卒，表面上看，车最具威力，其次为炮为马为卒，等级分明，似乎不可逾越。其实这只是职能的区分，或说是一种社会形态、体制。因为每只棋子都具有天赋的“性”，本质上大家是平等的，谁也不可能离开这“性”——生命的本源，而成为“超人”。所以，在棋局里，谁都可“吃掉”谁，哪怕将帅亦是。

当棋盘开战，棋子（民）的贵就展示出来了。车马炮卒不但要行本王的“义”，施展各自的才智，或腾挪、或跳跃、或飞驰，布形整阵，结义正颜，以树起自己大义凛然的“国威”，或卒行、或炮顶、或马钳，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铜墙铁壁，以保障王的安全；还要渡河远征，积极奋进，或置对方于火力之下，以阴止对本王的攻击；或深入虎穴，车迫九宫，或马踏险地，舍身取义，以维护本王的尊严……但“仕民”崩，王（天道）也就无所存了。可见车马炮卒的价值，于国、于天道的存亡来说，比将帅（王）的作用更为重要。即儒家的天不是为王生民，而是为民立王。惟民贵，善于进取，敢于拼搏，王（道）才有存在的可能。

儒家的仁，孔子还定义为：“恭、宽、信、敏、惠。”即庄重、宽厚、守信、勤快、恩惠。而孟子又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创造了性善论和尽心、知性、知天的哲学观。有人认为这夸大了个体的作用，显然是一种误解。若没有个体的主观能动，整体岂不静止?岂不如死水一潭?因此，棋子在棋局中，并不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的。从一开局，它们对所处的世界便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面对共同的世界，棋子之间不仅互相照应，亲如骨肉兄弟，爱之、护之，即使是最“低贱”的兵卒，也从不轻易让其受损、牺牲；每只棋子还以“国事天下事”为己任，积极投入复杂的“人生舞台”，在动中学、学中动的连续不断的磨炼过程中，探索“自然、人生”的奥秘，来完善自己的“恭、宽、信、敏、惠”的品格，哪怕在艰险的环境，也会作出“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尽量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去完成肩负的重任。棋子因了这些品性，它们便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为了追求它们的志和道（捕将获帅），车可以为马而不惜牺牲自己，马炮亦可以为兵卒舍身，兵卒更可为开道而送命；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正是在一种“知天”（信仰崇高）的情况下，才可能尽心作出的英雄行为。棋子在这里还表现出了儒家“成人之美”的至善本性。

或许可以说，美好、善良的本性，是一切生命达到最高境界的根基。棋子亦然，只要通过对自己身心不断的修炼，随时随地加深和扩大对别的棋子存在的认识、交流（知性），既取得其他棋子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自己又敞开无私的胸怀，使自己的每一着都处于最有力、最融通、最默契的位置，最能代表棋子的共性，就完全可以实现最大的理想。这于象棋已不是神话，它提供给棋子无尽的发展空间、对本性省视、深化的万千变招应着，都使棋子得到“天纵之将圣”、“人人可作圣人”的机遇。因此，在棋局上，不但车可以捕将，兵卒也同样能获帅，从而把自我追寻的精神发扬踔厉。

（三）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在儒家的哲学里，认为中庸之道最能体现宇宙万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建立了以“乾坤”范畴为基石，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核心的朴素辩证法体系。

无独有偶，象棋通过动与静、进与退、攻与守的纵横捭阖、斜穿飞越，诞生千千万万的棋局、无尽的形态，所揭示的正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因为象棋中的象为乾，枰为坤，红白棋子为阴为阳，已经从整体上奠定了儒家认识世界的自然观；纵横直线所构成的端方中正，已将“天下之大本”立下。不管各种棋子如何走法，每步都离不开棋格的方正和直线。

在儒家看来，万物都有其局限和无限，关键是怎样认识它、摸索它、发掘它、任用它，在茫茫的乾坤（宇宙）下，使它发挥最佳能量，因此“庸”于他们儒家就有这一层含义；庸就是依照法则去用，也可以看成是不用，但这不用却又是大用。有趣的是，象棋的规则和着法恰好体现了庸这层意思。

如象行田，有用；被塞象眼（田心），用不成。别以为这是随意定的规矩，其实是极具意味的。请想：象征天体的事物的敏感体验、充分开拓，来发掘未知的潜能，一步一着地扩展、深化、充实个体的精神，从而达到超越自我。又给整体充盈一股浩然之气。但个体的自我超越，必然取得与整体一致的和谐，即是配合的默契。如此相互的充盈，促进，使其整体和谐也随之由弱变强、由浅入深，彼时的和谐和此时的和谐有着质的飞跃，绝非一成不变。当因各棋子的自我超越令整体和谐达到一定的高度时，便形成一股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了。至此，还有什么“道”不可能得到呢?

关于象棋与儒家思想的问题，本文在此只是粗略谈了一些。对它们的博大精深，笔者打算待后一个专题一个专题来论述。本文的成因，除前述要颂扬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有志于象棋事业的同仁，从更深更广的角度去研究象棋，让这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闪射出更为璀灿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