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台湾和内地共同留给我的纪念。”
“这话怎么讲?”
“我在台湾见到过很多龙。一九八四年,我到广州、桂林、武汉、上海旅行,也看到过龙。还有一支歌,唱的也是龙。这支歌,是台湾歌星作的,可是大陆的青年最爱唱。这对我,好像一个谜。在香港,我偷偷问一个十三岁的中学生:‘在中国,龙是什么意思?’她笑我,挖苦我:‘你真笨!亏你还学中文,连龙都不知道!龙就是我们中国……”’
“我不怪她骂我,看不起我。当时我的脸一定羞得很红。我真笨:为什么没懂得龙?!回到美国后,我就找纹身专家在我的双臂上各纹身一只龙头。我的中国朋友说,这叫‘二龙戏珠’……”
“珠在哪里?”
“这里!”他指指脑袋。
我笑了,连那“义务翻译”夫妇也笑了。可是他没笑,严肃地说:“我要让中国在我心里生根。我崇拜中国,这是真的。这种奇妙的感情我无法解释,也不清楚始自何时。在台湾和大陆,我看到了同样的文化,同样的人情,这是一种生活的微笑。从桂林到上海的火车上,那么多中国人送我西瓜,一位同行的上海老人,还请我到他家吃饭。在中国,常常有人问我:多大啦,结婚了没有,家里几口人,在哪学的中文?”
“你不反感?许多西方人对中国人爱这样关心人的习惯很不习惯……”
“我一点也没有讨厌的想法。每一个问题我都有问必答。这是关心,不是好奇,更不是虚伪。如此阳光般温暖的人情,我们没有。在我们那里,人和人之间的桥梁是金钱。金钱使人类变得丑恶,甚至失掉了人性……”他突然停下来,好像意识到面前还有他的同胞,自己不该一味地“控诉’’,于是就问“义务翻译”:“是这样吗?”
那一对正忙着为我们翻译的美国人,被他问得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急忙点点头,片刻之后,又补充说:“我理解你的感情。我们那个社会有毛病,更缺少人情。不过没有金钱可怎么行?比如旅行,没有钱我不能跑到丹麦。我也去过中国,人们也不拒绝钱……”
“我并不是盲目地反对金钱,也不是因为我没有钱而反对钱。我反对金钱操纵我们,反对它摆布人、社会和历史……今年六月初,我离开纽约,先到巴黎,后去意大利、瑞士、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西德,我的谋生方式是这个——卖艺。”
“这是你的职业吗?”
“不是!这只是献给别人的一点业余乐趣。我是学生。喜欢社会学、语言学,也喜欢旅行。现在我靠蹦蹦跳跳赚钱,再有半个月就够买到北京的机票了……”
“你靠这个买机票?!”我很怀疑。
“是的!”他的目光和声音都是坚定的,“到中国,这些道具也带去……”
“我们中国人一定欢迎你!”
“我知道中国人好客,这是你们的美德。这次我是看北部中国。这样我算把中国——内地、台湾、香港——走遍了,看到的是全龙和真龙!”
他们美国人之间关于“金钱”那点不清不白的讨论,像误人大漠的小溪,不知不觉化为了乌有。“义务翻译”忙着翻译,似乎也顾不上清理自己的观点,而那青年的兴奋点,是对我继续他的故事:“还是上海,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中国人同我谈话,我真诚地向他坦露对中国的感情,结果使他吃了一惊,反问道:‘我的朋友把美国当成天堂,你干吗那么傻喜欢中国?!’他的话也使我吃了一惊:美国,能说是天堂吗?我爱中国不可以吗?末了,他又使我吃了一惊,他说:‘你为啥要恨你们的国家?’我的天,这完全是误会!他这句话不轻不重地刺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爱中国——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不喜欢我们那种生活,但并不是不爱我们只有二百年历史的国家。美国人如果不是爱国者,我们不会有今天。你们也一样,中国人哪能不爱中国!……”
“是的!我们中国的文明史,是爱国者的创造……爱国者永远是生活、社会、历史的主人!”我不太平静的心,幽游在黄浦江畔,好像失落了一点什么。那只是一时的感觉或幻觉,也许并不重要;好在我们都很清醒,这是中国的精神。
如果不是怕影响他的“收入”,我们的谈话将没完没了。我主动给他我的名片,留下北京的具体地址,嘱他若去中国,一定要到我家。他把西德的地址给了我。我想,这也是一种信任。
一种温馨之情,使我的脚步轻快了许多,沿着哥本哈根的三段长街,继续向前蹓跶。虽然已近深夜,游人还是熙来攘往,乐声,歌声、说话声不绝于耳。不过,还是飞动的火把,单车、空竹占据了我——也许,这就是不可思议的人生:有的人,终生相处,心里却没有一个小小的位置,而这位街头业余艺人,却一下子走进了我的心。我总觉得我们的对话还在进行,或者刚刚开始。我不可自制地扭过头,想再看一眼——抖空竹的美国人;影影绰绰里,又见他,举起了火把,又听见,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