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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2页）

但是，《安娜·卡列尼娜》缺少《战争与和平》中的那种青春火焰，那种朝气蓬勃的热情。托尔斯泰已经不再有同样的创作**了。新婚燕尔的暂时宁静已经消失。精神烦恼又开始悄悄渗入在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为他创造的爱情和艺术的欢快氛围之中。

结婚一年后，托尔斯泰在写出的《战争与和平》的头几章里，安德烈亲王向皮埃尔吐露的有关婚姻心里话，表示一个男子觉得他所爱的女人，看作是一个漠不相关的外人，视为无辜的仇敌，是他精神发展中无意识的阻挠者时所感到的幻灭。

1865年，托尔斯泰的一些信预示着他的宗教折磨开始重新出现。这些还只是一些短暂威胁，驱散了生活幸福。但是，1869年在托尔斯泰结束《战争与和平》写作的那几个月里，一个重大的震撼出现：

几天之内，托尔斯泰离开家人去参观一处庄园。一天夜里，他已躺下睡了，钟刚敲过凌晨两点：

“我非常疲惫，沉沉入睡，但觉得身体状况还好。但是，我会在忽然之间感受到莫名焦虑和惶恐。我将详细讲给你听：真是吓人。我跳下床来，叫人套车。但是在别人套车时，我却又已重新入睡。等到别人再叫醒我，我却已经平静下来。昨天，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但程度没那么严重……”

在这个时期，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辛用爱情苦心建造的幻想城堡开始出现裂纹。在创作完《战争与和平》之后，托尔斯泰开始关注哲学与教育学。他打算写一本普通百姓的《启蒙读物》。他兢兢业业地写了四年。当这本书完成时他倍感自豪。于是，他于1875年又写了第二本。

后来，托尔斯泰又搞起希腊文，从早学到晚把其他的活儿全丢下了，他发现了“美妙的希腊语言”，发现了那个真正的荷马，而不是作为翻译家表现出来的荷马，不再是“所有那些茹科夫斯基和那些沃斯在用呻吟庸俗、缠绵而带喉音声音唱出的歌声，而是另一个旁若无人尽情歌唱的魔幻妙音”。

“如果谁不懂希腊文，那么他就没有学问!……我确信迄今为止，我对所有人类文学中最美的、最朴实的文字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这简直近乎疯狂：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又狂热地搞起学校事业竟致病倒。1871年，托尔斯泰不得不到萨马拉的巴什基尔斯家里疗养。他对什么都讨厌，除了对希腊文情有独钟。

1872年的一场官司之后，托尔斯泰认真严肃地谈起要卖掉他在俄国的一切到英国去定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颇觉遗憾：

“如果你继续埋头于希腊文，那么你将永远不会有痊愈之日。是你那希腊文闹得你焦虑不安，让你对现世生活不感兴趣。难怪大家都说希腊文是死的语言：它总是让人心如死木。”

托尔斯泰在抛开了不少略具雏形的计划后，在1873年3月19日，终于让伯爵夫人又一次看到希望，他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当他创作这部小说时，他的生活却被家中的丧事弄得心情惆怅，他的妻子病倒了。“家里没有温暖……”

该著作中稍稍带有这惨淡的经验与幻灭热情的痕迹。除了列文订婚的那几章美妙描写之外，书中的爱情已不再有《战争与和平》中那种欢快诗意了。

而且这本书中的爱情含有一种肉欲的、暴烈的、专横性格。统制这部小说的宿命论色彩，不再是如《战争与和平》中某种杀戮和宁静的神明克里希纳，不再是命运的支配者，而是爱的疯狂，是“全部的爱……”

在那美妙的舞会场景中，弗龙斯基和安娜不知不觉中互相热爱，这是爱神维纳斯44在这美丽的、无邪的、富有思想的、穿着黑丝绒服的安娜身上加上了“一种恶魔般的**”。当弗龙斯基刚刚倾诉爱情时，维纳斯使安娜脸上光亮闪闪——“但并不是欢乐光辉：而是漆黑之夜一场火灾的那可怕火光”。维纳斯使这个正直理性的女人，这个情爱至深的年轻母亲血管里，流动着一种对肉欲追求的力量。而且，维纳斯还驻足在这个女人心间，直到把这颗心摧毁后才离去。

所有接近安娜者，没有一个人感觉不到那潜藏的恶魔吸引力和恐怖。基蒂最早惊惧地发现了它。当弗龙斯基去看安娜时，他欢乐的感觉中也夹杂有神秘的恐惧。列文在安娜的面前六神无主。安娜自己也意识到，她已不能自主。随着故事的发展，无法驾驭的情欲将这个矜持高傲的女人心中那座道德大厦一点一点的侵蚀掉。。安娜身上的优秀品质——她那颗勇敢、真诚的心灵——瓦解堕落了：她不再有勇气牺牲她世俗的虚荣；她的生命只用来取悦她的情人，她胆怯地羞愧地不使自己怀孕；嫉妒心在折磨她；性欲力量迫使她在动作声音上、眼睛里装假作态；她堕入那种只要吸引男人注意的的女子群中；她依靠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无法忍受的折磨以及道德堕落的悲苦迫使她卧轨自杀。

“而那个长满胡子的小乡下人”，——那个纠缠在她和弗龙斯基梦境中的幻影，——“站在车厢踏板上探身看着铁轨”；就像梦中所预示的，“他在一只口袋上勾着身子，拼命地往口袋里塞零碎，这就是她往日的生活，连同她带着痛苦、背叛和烦恼的生命……”

“我保留报复的权利。”上帝说……

这是被爱情所煎熬，被神明律令所压迫的灵魂悲剧——是作者一气呵成、深刻痛彻的一幅画——周围，托尔斯泰如同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样，还安插了另外几个生命的故事。

然而，这些平行的故事转换得生硬造作甚至有点儿牵强附会，没有达到《战争与和平》的那种交响曲般的有机统一。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些完全写实的场面——彼得堡的贵族圈子及他们海阔天空的交谈——实际上完全是空谈。

总之，托尔斯泰更加直露地把他的精神人格和哲学思想放到人生之中。不过，作品并未因此而减少富丽辉煌。《安娜·卡列尼娜》就像《战争与和平》一样，人物众多，且各具特色。我觉得，在这部著作中，托尔斯泰对男子描写更棋高一筹。托尔斯泰塑造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那个可爱的自私者，能让所有读者回报给他友善微笑。卡列宁是高官的完美典型，他优雅但只是才华平庸的政治家，总是以一种嘲讽来掩饰情感：尊严与懦弱，伪善与基督精神混合物。这些特点都根源于虚伪的世界，尽管他聪明而慷慨，他也永远无法摆脱这个虚伪世界，——而且，他颇有道理地向自己的心灵挑战，而他也有理由不信任自己的心，因为只要他处于心灵放松的状态，最终必定落入一种神秘的虚幻境界。

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1860年前后的俄国社会的各种画面——剧院、军官俱乐部、沙龙、赛马、舞会——以外，就是它带有自传式特点。康斯坦丁·列文更是托尔斯泰本人的化身。

从列文身上，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很多品质：他那既保守又民主的思想，他那乡村贵族蔑视知识分子的反自由主义。列文与基蒂的爱情以及他俩最初几年的婚姻生活，就是托尔斯泰自己家庭生活的回忆再现，——就连列文兄弟的死也是托尔斯泰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一个痛苦追忆。

完全属于一种画蛇添足的书中最后部分，但却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当时那种烦乱心境。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的结语是转入下一部拟定作品的一种艺术性过渡，那么《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却是两年以后在《忏悔录》中思想变革的自传式过渡。

在本书叙述过程中，已经一再地以一种讽刺或激烈的形式来抨击当时社会。在后来的著作中，托尔斯泰仍在不停地抨击。无论是道德的谎言还是卑鄙的谎言，他都予以猛烈抨击，抨击自由主义论调，抨击世俗慈善，抨击沙龙式宗教，抨击所谓的博爱!

托尔斯泰向社会宣战，因为这个社会歪曲所有真正情感，并摧残心灵中的慷慨**!死亡突然向社会陋习投下一束光芒。在奄奄一息的安娜面前，连那假装高傲的卡列宁也情不自禁地伤心落泪动了恻隐之心了。这没有生命一切都是造作的心魂，也透入一道爱的光明而具有基督徒的宽恕。他们三人——丈夫、妻子、情人——暂时地改变了。一切都变得质朴而正直。

但是在安娜开始恢复后，丈夫、妻子、情人又感觉到，“除了道德的指引，还有另外的力量支配着他们，这种力量粗暴而强大，让他们不得安宁。”而他们的心里一直明白，对于这场斗争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将在这斗争中被迫作恶，那是社会认为必要的”。

托尔斯泰以列文为化身，在结尾中得到升华，那是因为死亡触动了他。在这之前，“他没有信仰，他也同样不能完全怀疑”。自从托尔斯泰看到他兄弟死去之后，便对自己的愚昧无知深感恐惧。婚姻曾在一段时间里把他的焦虑压住了。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之后，这种焦虑又出现了。

托尔斯泰不断地、交替地在祈祷和否定。在迷狂时，他甚至担心自己会自杀。他徒劳无益地阅读哲学家们的著作。体力劳动使他感到轻松：劳动中，没有怀疑一切都是明晰的。列文同农民们聊天，其中有个农民跟他谈到那些“不为自己而为上帝活着的人”。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启示。他看到了理智和心灵的对立。理智就是要让人为生活去进行残酷的斗争，不必要热爱他人：

我的一切都是心灵所赐，是来自心灵的启示，理性没有教会我什么。

在得到了这样的启示后，托尔斯泰重新获得了平静。卑微的乡下人——其心灵是惟一的导向——这个词儿把他带回上帝面前……他并不想知道什么是上帝，此刻的列文，犹如将来的托尔斯泰一样，在教会面前毕恭毕敬并且对于教义深信不疑。

“即使在天空的幻象中，即使在星球表面运动中，都有一种真理。”（《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