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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传1（第3页）

“我给人们带来狂热的思想。我是为人类酿制玉液琼浆的酒神。”贝多芬曾经自豪地说。

在生活中，贝多芬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大胆狂放、肆无忌惮的言谈举止，也表现出渊源于其自身血统的精神气质。瓦格纳曾经认为，贝多芬是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中描绘一个酒神庆祝会，对此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我从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却特别发现他那弗朗德勒族的性格。

可以这样说，在贝多芬的所有作品中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第七交响曲》，蕴含有那么多的坦**、自由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纯粹为娱乐而毫无目的地在浪费超人的精力，如同一条泛滥之河流淌时的那种欢快。显而易见，在《第八交响曲》中，这种力量显得没那么雄浑了，但是却更奇特，更具有人的特点。在这部乐曲中，悲剧与热闹交织，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性相互交融。

1814年，贝多芬在音乐上的成就已经登峰造极。亲王们对他表示敬意，而他则如他向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他高傲地接受这些亲王们对他的献媚取宠。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作全欧洲的光荣。他积极地参加节日欢庆。

他的作品不断涌现，因为独立战争让贝多芬**喷发。贝多芬在1813年写出了《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在第二年年初，又写了了《德意志的再生》战斗合唱曲。1814年11月29日，贝多芬为君王指挥演奏了《光荣时刻》这支爱国歌曲。到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专门写了一个合唱曲，名字为《大功告成》。贝多芬这些即兴发挥的作品使他声名大噪。

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时期的形象被当时的木刻画和一个脸模记录了下来。这幅木刻画是布拉西乌斯·赫菲尔根据弗朗瓦尔·勒特罗纳的素描制作的。那个脸模则是法朗兹·克莱因于1812年在贝多芬的脸上拓出来的。木刻画和脸模形象地表现了贝多芬当时的形象。他紧咬着牙床，雄狮一般的脸上表现出愤怒的痛苦的表情，整个脸部显示出一种超强意志力。这种意志力足以与早年拿破仑的意志力相比美。贝多芬谈到拿破仑的耶拿15战役后的表现时甚至说道：“很遗憾，我对战争的感觉没有对音乐这种程度的把握！不然的话，我肯定能打败他。”然而，贝多芬的战场不在现实世界之中。就像他在给弗朗索瓦，德·布伦瑞克的信中写到的：“我的帝国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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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光辉时刻过后，最悲惨的时期却随之而来。

事实上维也纳对贝多芬似乎从没有过好感。如贝多芬这种傲岸、自由不羁的天才，在这座轻佻浮华、瓦格纳深恶痛绝的城市里，是难以讨人喜欢的。贝多芬没有放过任何可以逃离的机会，1808年他认真的想过要离开此地，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吉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维也纳充满着音乐源泉。我们也必须客观地指出，维也纳始终有一些高雅的音乐鉴赏家，他们能品鉴出贝多芬音乐的伟大，避免祖国因为失去这样的音乐天才而蒙受奇耻大辱。

1809年，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王子16和另外两位亲王——洛布科维茨与金斯基亲王，承诺要给贝多芬四千弗罗林的年薪。这三位维也纳的贵族只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贝多芬不能离开维也纳。他们感受到：“一个人只有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之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艺术，才能创作出崇高的作品，所以我们决定以此方法使路德维希·范·贝多芬获得物质保障，摆脱可能阻遏其天才发展的物质上的障碍。”

1812年，金斯基亲王去世；1814年，利希诺夫斯基亲王也去世了；1816年，洛布科维茨也死了。受到贝多芬题赠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的拉苏莫夫斯基，1815年2月举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尔的哥哥斯蒂凡·封·勃罗宁闹翻。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人，或散或亡。从此，他形单影只。在1816年的笔记中他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独无依地活在世上。”

更让人感到痛苦的是，他的耳朵由重听变为完全失聪。自1815年秋天起，他同剩下的那些人只能用笔交流。最早的谈话笔记是1816年的。大家都知道辛德勒关于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那痛苦的叙述。

“贝多芬要求由自己来指挥总排练……但从第一幕的二部起，他却明显地已经完全听不见舞台演奏了。他明显地要求乐队减缓演奏；乐队看到他的指挥，于是跟着减慢演奏，但是歌手们却按照训练时的速度，自顾不暇。”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演奏开始乱套。往日的乐队指挥乌姆劳夫并未说明原由，只是提议休息一会儿，同歌手们交谈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度出现。不得不再次停下来。非常明显，这场演出已经不能在贝多芬的指挥下继续。但是，怎样让这位音乐大师知晓这一实情呢？但是谁也不忍心去直接打击他：‘走吧，这里不再需要你指挥了，可怜的家伙。’当时的贝多芬茫然不知所措，他烦躁而焦急，东张西望，努力地想从不同的表情中看出点儿头绪来，但大家全都默不作声。

“终于，贝多芬意识到了些什么，他厉声唤我过去。当我走近他身旁时，贝多芬把他的笔记本递给我，示意我写。我写下了下面这句话：‘我恳求您别继续指挥了，回去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贝多芬猛地一下跳到下面，冲我大声叫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进门以后，他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呆到晚饭时间。饭桌上，贝多芬一言不发，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显得颓丧无力。晚饭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挽留我，向我表示他不愿意一个人呆着。我俩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耳疾方面颇负盛名的医生……

“在我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见到过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里这致命的一天相比。他的心坎里受到了致命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不曾忘记这个可怕场面。”

。特蕾泽·德·布伦瑞克说：“大自然是他惟一的知音。”大自然是他的避难所。已经完全听不见之后，贝多芬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离群索居，惟有大自然能带给他一点儿慰藉1815年查理·罗德说他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地喜爱花草、云彩、自然，他似乎依靠着大自然而活着。

贝多芬写道：“我是世上最珍爱田野的人，我对树的感情，……比对人的感情还深。”他在乡间的时候，也经常从早到晚在外面散步。贝多芬在维也纳时，每天都会沿城墙走一圈。不论天晴还是下雨，他都不间断。甚至连帽子都不戴。他常说：“上帝啊！我在树林里，感觉到好快乐。我感受到每棵树都在传递着您的话语。您是多么灿烂啊！树林里，山丘上，到处都是可以供您指挥的静谧。”

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地步，可我还得装出一副不缺衣少食的神气来。”他还写道：“我是在紧迫的情况下写成了第106号作品。这种为了获得面包而不得不进行的创作，对我来说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施波尔说他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已经裂开了口子。贝多芬的精神焦虑从大自然中找到了慰藉，但是他却被现实生活中的金钱忧烦弄得精疲力竭。

他在每支精品曲上花费了三个月的劳动，但是得到的酬劳却只有三四十个杜加。贝多芬欠了出版商很多钱，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靠出售作品几乎得不到多少钱。贝多芬的《D大调弥撒曲》预订时，总共只七个人，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有一次，他应加利钦亲王的要求创作了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在创作中，贝多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并写成了这部也许是最深邃的作品。然而，金利钦亲王却没有付给他任何报酬。

在生活的窘境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或许是由于索取别人答应他的津贴，或许是因为要保留对侄子——他兄弟于1815年因肺结核死去后留下的儿子——的监护权），贝多芬熬得油尽灯枯。生活的艰难与事业上的挫折让贝多芬饱经辛酸。

贝多芬把心中溢满的温情全都倾注到了自己侄子身上。在这种困境之下，似乎有一种慈悲在费心地、不断地增加他的苦难，以使他的才气不乏营养。——一开始，他必须同不配做母亲、又想夺走小卡尔的弟媳争夺孩子。

“请拯救我，上帝！全人类都把我抛弃了，因为我不愿与现实生活中的不义妥协!请您接受我的乞求吧，至少在将来，让我能和我的侄子卡尔生活在一起!……啊，命运这样残酷，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我的不幸何时才能结束？”

但后来的日子里，事实证明这个被强烈爱着的侄子却表现得配不上他伯父的信赖。贝多芬给他的信充满了痛苦和愤懑，如同米开朗琪罗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但更天真更动人：

“生活对我如此苛刻，难道我还得再一次得到最卑劣的无情无义的回报吗?难道我就不能逃脱噩运吗？好吧，如果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断裂，那就随它去吧!所有公正的人知道之后将会恨你的…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可以站在最高审判者的面前了………如果你觉得上天把我们连在一起会让你受到不堪忍受约束，那么，我将以上帝名义，——但愿一切均照上帝意志行事!——把你交给上帝；

“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好好地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尤其是像你这样被惯坏了的孩子；……你的虚伪非常严重地伤害了我，这种伤痛让我难以忘记。上帝为我作证，我只幻想着远远地离开你，远离这可怜的兄弟，远离这丑恶的家庭……我再也不愿相信你。”贝多芬在信尾签上名：“你不幸的父亲——或许不是你的父亲会更好。”

虽然贝多芬在说那番话的时候已斩钉截铁，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像一位慈父一样心软，他在接下来的信中写道：

“我最爱的孩子啊——咱们之间无需再用过多的语言来沟通——你回到我的怀抱中来吧，我将跟以前一样接受你，在我这里，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关于如何安排你的将来，我们将友好地商量。——在亲人之间，不需要责备。我以信誉担保，绝无责备的言辞!我会给你全部的疼爱和最亲切的帮助。——来吧——来到你父亲那忠实的心坎里。——贝多芬。——不要犹豫，一接到信就马上回家来。”（在信封背面，他用法文写道：“如果你不理我，简直就是置我于死地。”）

为了让侄子回心转意，贝多芬甚哀求道：“不要撒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我以自己所有的爱来关心你，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你身上，如果你不以为然，以虚伪来回报我，你的做法是多么地自私和无情啊!……别了，你虽不是我亲生，但我养育了你，悉心指导了你精神上的成长，对你的爱超越了父爱，我从内心深处里恳求你走上善良和正直的道路。你忠诚的父亲。”

人们常常认为，在他人伟大情操影响下，可以成就非凡人生。但是，贝多芬的伟大情操非但对侄子毫无益处，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恼恨，促他反抗，这是非常可悲的。卡尔不仅不反思过错，反而将所有的一切都归咎于贝多芬。他说：“我变得更坏，因为我伯父要我上进。”由这句话可以看出，他那可耻灵魂深处的叛逆。

1826年夏天，卡尔竟然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死成，这一枪却造成了贝多芬永久的心病，他始终未能从这个可怕的打击中摆脱出来，差点儿为此送命。卡尔的品行没有多大的改观，尽管贝多芬对他百般宽容、耐心引导。卡尔的伤治好了，但是，他却一直折磨着贝多芬。甚至连贝多芬的死他也有部分责任。贝多芬临死前，他牵挂珍爱的侄儿不在身边。在那之前，贝多芬在给卡尔的信中还写道：“上帝对我还是有所牵挂的。因为他留下一个可以为我送终的人。”——但是，最后为贝多芬送终的却不是他思念的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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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在忧伤深渊里，却谱写出了满怀希望得到欢乐的音乐。

贝多芬一直以来都在规划自己的历程。从1793年波恩开始，贝多芬就按计划进行创作。他一直想要创作一部歌颂欢乐的乐曲，并希望把它作为所有大作的终曲。在后来的创作中，贝多芬不断探索，怎样把歌颂欢乐的形式穿插在作品中。但是，他一直没拿定主意。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还是在犹豫没有最后下决心。

贝多芬直到最后一刻还准备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值得注意的是，《第九交响曲》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题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题名为《以欢乐颂为终曲的合唱交响乐》。从这一点看来，《第九交响曲》可能差一点儿就有了另一种结尾。

贝多芬直到1823年7月还在探索把《欢乐颂》放进交响曲的方法，他甚至打算用乐器演奏《第九交响曲》的终曲。但是这种尝试没有结果。他考虑再三还是把乐器演奏放到了第一百三十二号作品之中，放到了那个四重奏之中。森雷特纳和切尔尼肯定地说，在演出（1824年5月）过后，贝多芬都没放弃这一想法。

从贝多芬稿本上看出，这种技术难度是难以驾驭的。因为贝多芬的这一计划在实行时有很大难度，因为这需要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为了在作品其他段落引进合唱，贝多芬作了很多尝试，甚至想以别的方法来替代。在柔板的第二旋律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加在这里会很合适。”但是他下不了狠心同他忠实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突生一个念头时，我就听见一种乐器在弹奏它，而从未听见人的歌声。”因此，他总是尽量延后使用声部，甚至不仅把终曲吟诵而且把欢乐主题全都交给器乐来演奏。

决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才如愿以偿的解决问题。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啊！当欢乐主题第一次出现，乐队突然中止。突然间，寂静一片，寂静氛围带来了一种神秘，这使得歌唱气氛也变得神圣。的确应该如此：神圣就是这部乐曲的主题。它用轻柔的气息抚慰痛苦，欢乐悄悄渗入心灵，开始时十分温柔，就像贝多芬的那个朋友说的一样，“因看到他那温柔的双眼而想流泪”。欢乐从天而降，包裹在超自然的平静中。当主题随后进入声部时，首先表现的是低音部，整个音乐情调带着一种严肃和压抑。

渐渐地，欢乐更多地渗入，它征服了每一个人。这是一种征服，是一场对痛苦的战斗。然后是进行曲节奏，所有令人震颤的乐章，男高音热烈而急促的歌唱，犹如浩浩****的大军，让听众感受到贝多芬的气息，感应着他呼吸的节奏，仿佛听到他发自内心的呼喊，看到他在田野间纵马奔驰，一边仍旧在思考作曲，激动狂放，如痴如醉，这种状态就像老国王李尔置身于雷雨中。随之而来的便是欢乐的顶峰，那是宗教般的陶醉，爱的狂欢，神圣的狂欢。在一片吹呼声中，人类伸开双臂，拥抱苍穹，迎接欢乐。

当时维也纳完全被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一统天下。伟大的作品终于震撼了平庸的听众。在那一刻，连维也纳的轻浮也受到了震憾。贝多芬想去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这一次的情形仍像1809年那样，贝多芬几位高贵的朋友再一次恳求他，请他无论如何不要离开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