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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话说李清照之出生何处（第1页）

三、话说李清照之出生何处

李清照的原籍在哪儿啊?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李格非传》作“济南”，而李清照在绍兴三年（1133年）写的古体《上枢密韩公诗》中却说：

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

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

于是，陈祖美先生在《李清照新传》中开宗明义道：“由于地名的沿革，李清照父祖辈的籍贯叫作齐州章丘。到了北宋政和六年，齐州升为济南府，统辖今山东章丘、历城等五六个县市，因此称李清照为济南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清代学者俞正燮在《癸巳类稿·易安居士事辑》中，根据同朝人田雯《古懂堂集》中的《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一诗，“把她的故居说成在历下柳絮泉则是讹误的”。接着，陈祖美还说，“造成这种讹误并以讹传讹的原因，已有多种论著作为考证和说明，如今人们已经达成共识，即李清照的原籍在今山东济南章丘明水镇。”（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且不说“达成共识”纯属架谎凿空之词，单说李清照夫子自道“父祖生齐鲁”，并曾在“稷下”住过，这又如何理解啊?

陈氏《李清照新传》却言出如山地解释道：

……相传李家原先世居淄城，所以其后人对那里很熟悉，也很有感情。唐末避乱，移居乡间。对眼下居住的这方水土，李家世世代代各有建树和贡献。到了北宋中叶，这里几乎变成了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几乎家家有白饭青蔬之食，清泉活火之饮。当初方圆百里之中盛传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来自他乡的太守，酷爱此间山川泉石之胜，遂生久留之意。由于太守政绩惠及下民，邦人亦欲其久留于此，惟恐不能长久。果然转年初春，诏命太守移牧北方。邦民、同僚恋恋不舍，临行饯别于林泉之中，太守举杯谢曰：“朔方得以安抚，我将回复终老于此。”太守移官后，乡民将他的诗作刻在石上，以慰相思之情。

李姓的当家人，虽然其名讳不被后人所知，但他的名望却口碑相传，令人肃然起敬。这位贤者后来成了我国最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祖父。李家庭院中的“不露”之泉尤为清澈，泉眼有多处，日夜淙淙流淌，有一泉名很有讲究，这是后话，贤者在宋仁宗嘉祐年间刚刚过而立之年，已有三个儿子出世。三个儿子都很可爱，最小的一个尤为出色，他就是后来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据笔者孤陋寡闻，陈祖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李清照研究学者，其李清照研究以成果丰硕专精、胜见迭出见长，这固然得益于研究方法和视角上的自成一家，自树一帜，但她一会儿说相传李家因“唐末避乱”从淄城移居济南章丘明水镇，一会儿又说身为“北宋中叶”太守的李清照祖父因酷爱明水镇山川泉石才在年老退休后迁居此地，这分明自相矛盾。再说，格非在《破墨痴说》中明若指掌地告诉大家：“吾父为天子作文章，书碑铭”。他为何跑去作“太守”，那也应该有明文考据作证啊!

从现有的史料看，说“格非、清照父女是章丘明水人”，因为明万历《章丘县志》卷二十九《隐逸》载：

廉復，不知何许人，少时曾一应举。年四十，始卜庐绣江之侧，诵《易》种竹，优游不仕……年九十余卒，而里人李格非为之序，立碑绣江之涯。

清道光《章丘县志》卷十六《外编（中）》“李格非里居”也说：

按《大明一统志》云，格非济南人；《山东通志》云，莱芜人。阅明水镇西《廉处士碑》李迥跋云：少从先伯父、先考、先叔，西郊纵步三里许，得廉先生之居云云。观之，确是明水镇人。

1980年，山东济南市博物馆在今章丘市所在地明水镇西1．5公里的廉坡村，发现了李格非在元丰八年（1085年）所撰《廉先生序》的石刻，从而印证了《章丘县志》所载属实。格非撰《廉先生序》时，清照已四岁。过了38年（宣和五年，1123年），才由廉先生的孙子宗师等人刻在石上。序文的后面，确有清照堂兄李迥的跋语，称此文曾在太学诸生中流传。到了元代，由于“圻裂不可植”，廉氏后人就在元至正六年（1346年）重新刻立，并增加了刘敏中《廉先生石阴记》和廉遵谅的一条跋语。据《济南金石志》载，《石阴记》之后还有“嘉靖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重立主碑廉旺廉英一户”等文字。因此，1980年发现的恐怕是明朝再刻的，而不是元时重刻的，发现时已被打碎，只剩下六小块，原有的四篇文章各保存了一部分。现从清《济南金石志》和《道光章丘县志》中录出《廉先生序》原文及李迥的跋语，以与石刻残存部分（下有横线者）进行对照，并加标点，供读者诸公研究参考：

齐郡有廉先生者，隐君子也。少时，一负书应举。既而，不知其憎世而丑俗欤，亦爱其身以有待欤!不然，得丧轻重，已判于胸中欤?年未四十，恝然来隐于齐东胡山之麓。尽束其平生所读书置屋栋间，而独抱夫《易》以老焉。其大者，则格非知诚恐不足以知之。盖言所可知，以推所未知者。则先生始来，筑室结庐，植竹数千，木数百。若甚暇且易，而其坚完繁茂，它人毕力莫能及。人疑之曰：“此先生筑室植木有术。”既而，又见其种田百亩，活十余，几年岁无不给。则曰：“是必能化黄金。”后四十年，考其寿，当八、九十，而见其犹有童颜也。则曰：“是必能饵丹。”人数以告，先生泛焉受之不辞。或从而求其术，则告之曰：“是安得术，吾于筑室植木也。知不以彼之成坏，易吾之诚于家也；知不以彼之盈虚，夺吾之常理于身也；知不以思虑，撄拂吾之胸中。如是耳，安得术?虽然若有问治天下国家者，吾亦将以是语之。”其友王文恪公既显，欲荐之朝，度先生不可屈，乃止。治平中，诏求遗逸。刺史王才叔将迫先生行，先生阴使人进其弟子胡鄢，虽鄢终身不知也。格非之兄和叔，以为其不苟，于古可似黔娄。其难际似叔度，其藏书匿行，使世莫得名；其高则非仲长子光不可偕也。以考夫功业，则疑其数十年间，天下之人，有时忠顺，岂乐之意，莫知其然而作；忽戾之人，亦有时乎!悔艾之心，莫知其然而作。天地之气，其容与调畅，足以养万物而秀嘉草者，恐斯人与有功焉。始闻去冬奄已即世，子孙皇皇请议未及。此正西山之饿夫，东国之逐臣，燕之屠，蜀之卜，绛县之老，有赖于仁人君子一言之时也。唯吾为同里人，质之区区亦欲借之以告。请议之伯。

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绣江李格非文叔序。

迥忆昔童时，从先伯父、先考、先叔西郊纵步三里，抵茂林修竹溪深水静，得先生之居，谒拜先生，数幸侍侧，欣闻謦欬之余，独愧颛蒙未有知识。但见先生云巾凫舄，羽服藜杖，身晦于林泉之间，望之如神仙中人，真古所谓隐逸者也。先生既殁，先考评其为人，先叔作序，以纪名实，而太学诸生取其附于策断之末，传诵天下儒者尊师之。迄兹三十有七年矣。先生孙宗师、曾孙理、珪，更愿树之坚石，盖求不朽。后进有立，喜为之书。

宣和癸卯正月人日李迥谨题

廉先生名復，字太易，原籍河南祥符（治今开封市）。年近四十时，绝弃科举，隐于齐州东胡山（在今山东章丘县明水镇南五十里）之麓，筑室绣江（源出章丘明水百脈泉）之畔。平时，独诵《周易》，不读他书；植木种竹，诗酒自娱。他的朋友王陶（字乐道，谥文恪），以及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刺史王广渊（字才叔），都荐举他束带立朝，可他宁愿放情林壑终身不仕。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冬辞世，年九十余岁。因此，格非的哥哥和叔，就把他比作战国时齐国隐士黔娄，东汉汝南逸民黄宪（字叔度），隋唐间隐君子洛阳人仲长子光。格非也认为廉後是个道德高士，甚至把他看成因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商末孤竹国国君儿子伯夷、叔齐，以及周公平定武庚之乱后，被放逐鲁国乃至洛邑的商朝不屈之臣；把他当作战国时隐于燕国国都当杀狗屠夫的荆轲好友，西汉末年在蜀郡成都以算卦为生的逸士严尊，春秋时杞国一个不愿为晋国辅政、不知纪年，但晓得已活了445个甲子的绛县（今属山西）老翁。格非自称“唯吾”与廉先生“为同里人”，应该让世人知道他的高洁品德，因此就给他的遗稿写了这篇序文。

在《廉先生序》末尾，格非又署上撰文时间，以及自己的姓名、表字和所居之乡名。于中航在《李清照年谱·卷首》曰：“按绣江乃章丘别称，以境内有绣江，故名。”（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初版，第2页）然而，从《廉先生序》看，这个别称却演化自920多年前，李格非和廉後“为同里人”时的乡里名。

《廉先生序》出土后，某些专家学者对“廉先生”这个人的真实性，也提出质疑。有的甚至说，“‘廉先生’，据理解不一定实有其人，亦或许是寄托之名。比如‘廉隅’一词，就是指品行端方，有志节者。这个寄托之名又十分符合李格非的志节。可以猜想，李格非的这篇撰文，既是自我表白，又是针对当时朝弊。”（普庚：《易安故里何处是?》）有趣的是，1984年11月，在济南市南郊六里山迤东，又出土了伪齐刘豫阜昌六年（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傅肇墓志铭》。傅肇（1076—1135年），字基仲，济南历城人。据墓志载，他的长子傅知白“娶廉氏，乃绣江太易先生镘之后”（韩明祥《济南历代墓志铭》，黄河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由此看来，廉後不仅“实有其人”，而且直至南宋时，就是在历城也是相当有名望的。

于中航在《石刻考释——兼谈李格非、李清照里居问题》一文中还说：“现在的廉坡村，是一个不大的村庄。村北是砚池山，村南西麻湾水明净如镜，从村东潺潺流过，乃绣江河水源之一……据李迥跋语所记廉先生之居的位置，对照廉坡村与明水镇的位置和距离，又可以进一步推定李格非一家当时应即居于明水”（即廉坡村以东三里的明水镇，今章丘市府驻地），甚至推论李清照出生地也应在那儿（载《文物》，1984年第5期）。这话信而有证，可作信史。不过，所谓居住地未必就是祖先居地，而父母的里籍也未必就是儿女出生地，何况格非《廉先生序》也没说他的祖上是“在唐末，从淄城迁入明水”啊?因此，于中航先生在《（廉先生序）碑与李清照里籍问题》中宣告：“最重要的是……据此解决了李格非的籍贯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6月15日），我们认为，这结论与陈祖美所说“李清照的原籍在今山东济南章丘明水镇”是共出一轨的，因而也都是操之过急的。

再说，今人所说的籍贯，如果“翻译”成古文，那相当于“贯”、“乡贯”、“祖贯”（即“祖籍地”）等，也就是原来居住并向官府登记而要服劳役交赋税的那个州县。由于役、税（即“籍”）与人的职业有关，所以古时“籍”、“贯”两词经常连在一起使用，但“籍”不是贯，它指“军、民、匠、盐、儒、医、乐、阴阳”等人群所分门别类登记的户口簿册。举个例子说，你家里是当兵为业，那属“军籍”或“戍籍”；我家开店贩卖，那是“商籍”；伊父亲悬壶济世，那为“医籍”；他妻女被没入官府当官妓，那隶“乐籍”；其他人若是一般平民百姓，那都在“民籍”……当然，各种名称分法，未必朝朝代代相同。如《清会典》十七《户部》载，该朝只分“民籍、军籍、商籍、竈籍”四种。也就是说，除军户、商户、设竈煮盐户外，其他人都算民籍。由于“籍”与所登记的役税有关，民国以后此类户籍已不复存在，故近人喜欢用“籍贯”一词去替代古人所说的“籍”“贯”两义，而除了被讥为冬烘学究钻角癖士之外，似乎没有人去计较这种用法错在哪儿。不过，我们在谈论古人的“籍贯”时，尽管一般可以将它的“籍”字略而不计，但在必要的学术探讨时决不能将“贯”所蕴含的“祖先户籍所在的乡贯”，或“其役税的原籍”、“世代居住之处”等意思也视而不见，从而将古人的“籍贯”与现代人一般所说“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简单地等同起来。这必须泾渭分明，因为古人非常重视它们间的区别。

就说科举考试吧!它要求考生必须是清白之人。也就是说，其“户籍”（或谓家庭出身）和本人品德，都必须清白。唐时规定，工商业者、州县衙门的役吏和犯过法的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宋代还增加了不孝顺父母与不敬重兄长的人，即所谓不孝不悌者，以及当过和尚做了道士后又还俗的人。清朝更严格，凡是三代之内家有妓女、演员、差役、或供贱役的人，就是身世不清。佣人、看门、轿夫、媒婆、剃头和修脚工的子孙，当然也不能应试。其次，还有各地应举者的名额比例，要保持平衡等规定。因此，历代乡试、会试时，一般的士子都得回“籍贯”所在地逐级应试，就像当今高考要求考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报考一样。宋朝也不例外。按照真宗在景德四年（1007年）诏令大臣详定《考校进程式》规定，所有士子不但要回原籍应选，先由县令佐助考察他的德行并进行担保，尔后才送到州里参加乡试；不还乡里而窃户他州的应选者，要严格地按有关律法进行惩罚；已得到担保的发现德行缺失，那州县都要坐罚；而且省试时如果文理荒谬，那还要处罚地方考官（《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