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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话说李清照之儿童时代（第1页）

四、话说李清照之儿童时代

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十二日，李格非怎么会在章丘，并写了一篇《廉先生序》?

陈祖美先生说，因为“郓州教授期满，或就此回乡料理妻子后事、安排幼女生活”等“迫在眉睫的事情”（《李清照新传》第12页）。

也有专家学者认为，“李格非在郓州教授任满之后回到故里”，只是“探望已经四周岁的女儿清照和其他亲人”，因为“过了年，也就是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李格非‘人补太学录’，即京都太学里的录事官”。

这些说法都是推测猜想，未必都是事实。

首先，格非是在元丰八年，而不是元祐元年“人补太学录”。此事，徐培均在《李格非其人其事及其对李清照的影响》一文中，已有论证。他说：“宋刘敛《彭城集》卷十九载有‘太学录李格非可太学正制’，同时载有‘太学正叶涛可瀛州防御推官制’。查《宋史·叶涛传》：‘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学正。’二人同时转官，则格非之为太学录，与叶涛之为太学正，亦当为同时，也就是说当元丰八年哲宗继位之时。”（《李清照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页）当然，也有专家学者否定徐培均的主张，因为“格非与叶涛转官制，虽同见《彭城集》卷十九，亦难以定为同时”（于中航《李清照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页）。这个“理由”或许符合历史真实，但在目前还只是想当然耳。学术探讨并非“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似的猜拳行令。它有自己的游戏原则：谁主张，谁举证；不能用毫没实证的“合理”猜疑或推理，去反驳严谨的旁引曲证。因此，我想补充的是，格非获悉“补太学录”的时间当在此次回章丘之前，即元丰八年八九月时，因为叶清臣在《王珪神道碑》中仍称他为“郓州教授”。

其次，在元丰八年去世的并非格非的贤内助（参见第二章《哪位王氏为亲娘》），而是文叔的前岳父，即首妻的老爷王珪，以及继燕的祖父，即格非后岳父的老爷子，也就是李清照的曾祖父王拱辰。

王珪在元丰八年五月己酉（十七日）去世（此据叶清臣《王珪神道碑》，《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作“庚戌”，即十八日），将在九月辛酉（三十日）下葬，而王拱辰于本年七月乙卯（二十三日）逝世，葬事还得等几个月后进行。由于李格非是数十万言《礼记说》的作者，他肯定与宋代其他的儒家士大夫一样，也有“孝莫重于执丧”及“事亡如事存”等丧葬观念。何况，“赫赫炎宋，专以孝治”（宋庠《宋元宪集》卷一六《孝治顺》。）因此，这次返乡的目的，首先当是接李清照的母亲回娘家去尽孝，并一起参加葬礼。从时间上看，正是陈祖美所说又“是旧职任满、新职未定之时”。（《李清照新传》第13页）

我们知道，格非撰《廉先生序》是在九月十三日，此时离王珪下葬尽管还有十六、七天。然而，如果算上路程，那是太匆忙的。也就是说，假如李清照的令母真的是王珪的长女的话，那他夫妻俩竟然不早早回去尽孝，却一直拖到老人家落葬前几天（?）才赶来哭柩送葬，此时有可能连阿爹的最后一面也没法见到。这在当时还不是天大的荒唐事吗?因此，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即李清照的北堂不是王珪的长女，而是王拱辰的孙女。格非此次回章丘的第二个原因，假如有的话，那就是“搬家”，即接年才四岁的李清照及其亲娘去东京就任新职。

李清照赴京后，是暂住在外婆家，还是落脚于父亲自己租借的房屋里，不得而知。然而，过了三年半，身为太学正的李格非，却在东京“买”了一所房子，这可有晁补之《有竹堂记》（《鸡肋集》卷三十）为证的。

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到北宋时，已是第五次建都。第一次在战国。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一说魏惠王九年或三十一年），魏自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于大梁（今开封市西北），是当时最大都市之一。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派遣王贲攻魏，决黄河和大沟河水灌大梁，城毁，魏国投降。然而，后世仍沿称这一带地区为大梁，简称梁。秦汉在今开封市南置开封县。西汉在今开封市西北置浚仪县。晋时东魏置梁州（治浚仪县）。北周灭北齐后，改梁州为汴州，简称汴，因州城临汴水得名，治所在浚仪（今开封市，唐又移开封县来治）。唐天宝初改置陈留郡，乾元初复改汴州。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国号梁，史称后梁，却是此地第二次建都，升为开封府（仍以浚仪和开封两县同为治所），号东都。后唐复日汴州宣武军。后晋又复为开封府，并以此为都，号东京。后汉、后周与北宋相沿，人称汴京，正式称号还是东京开封府。不过，在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时，赤县（即县治没在京师内的）浚仪改名为祥符。

作为北宋首都，东京地处中原，无名山大川之险，为四面皆可受敌之地。因此，朝廷十分重视陪都之制。它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宋州（治今河南商丘）为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宋时黄河经流，故也为防守汴京的门户）为北京，再加上大梁为东京开封府，号为四京。与此同时，在前代城池的基础上屡加修葺，最后形成了里外三重方圆七十五里的格局，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外城又叫国城、罗城、新城，方圆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东京梦华录》作四十余里，此据《宋会要辑稿·方域》），是东京城防御的主要屏障，故四面有城楼，以及掩护城门的瓮城和城壕。濠堑两旁，柳影杨阴，粉墙朱户，禁人往来。里城也叫阙城，周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因为比外城早建，而且是梁东都及晋、汉、周东京的所在地，故又称旧京城，简称旧城，并保留有当初的濠堑。中间就是大内，又名皇城、宫城，周围五里。从大内南面的宣德门向南，经里城的朱雀门，到外城的南薰门，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也是整个东京城的中轴线，约阔二百余步，称为“御街”。里城以皇城和御街为界，东属开封县，西属祥符县；外城和城外诸厢（厢是高于坊的一级行政机构，以加强对坊的管理），以及距都城百里内的四郊之地，却是东部和南部属开封县，西部和北部属祥符县。据晁补之《有竹堂记》载，李格非的新屋在南北向四通八达的御街西边（即“经衢之西”），大内和开封府官署所在地南边的一个丘地上（“治其南轩地”）；门前狭长且低洼的地方种有修竹，靠近河堤；河边杨柳依依，菟葵似海。阴雨绵绵时，外头杂乱污秽，蛛网交错柳菟交横，行人根本不会注意那片小竹林（“顾其地狭而卑。天雨榛薉，蜘蛛之織，河柳菟葵之所交，横而蒙翳，人不知其竹也”）。考此，由于开封府治位于里城的御街西边、汴河南向（详见《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故李格非李清照的家当在外城西部的蔡河边上，属开封府祥符县管辖。

具体地说，可能在惠民河上的“第一座桥”附近，因为那儿有一条通往东部的大路，李格非办公的“太学”，就在这条大路中心即“御街”的东边。远是远点，但交通方便，房价也不太贵。

有的专家说：“清照的居室是楼上一间朝南的屋子，室内窗明几净，布置古朴雅致。除了一张床、一个梳妆台、一张书桌、几只凳子外，墙壁一面排列着两个书橱，书橱里整齐地放着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等各类书籍……侍女翠玉也和清照住在楼上一间朝北的小屋里。”这不知有何根据。查近人土木工程方面著作，虽然名曰《中国建筑史》等等，但所说的多是城市形制，或宫殿、祠庙、陵墓、园林之类，关于住宅却少得可怜，甚至以宅内陈设家具之类来敷衍搪塞。我小时生活的那个闽中沿海地区，就有一些“宋厝”。我见过相传为曾作《流民图》献神宗以动摇变法的郑侠（1041—1119年），以及南宋江湖派著名诗人敖陶孙（1154—1227年）等人的“故居”。当然，由于木构建筑难以保留数百年，故这些厝保存下来的材料未必都是宋代原物，但由于当地人敬祖守旧等原因，其住宅形制等却是当时的原样。它们有个共同特征，就是不设“楼上”；个别屋内有封闭的小柜楼，由于矮小也不能住人，只堆放一些杂物。老人们也说，都没有楼上，这是“宋厝”的一个特点。据我孤陋寡闻，在宋人的笔记、诗文、绘画中，也没看到一般官僚宅邸和士大夫文人宅第是双层，有楼上。

李格非宅第的格局，大致前是厅堂后为卧室，中间由穿廊连成工字形。寝室的一侧有厨房、水井、厕所、浴室，另一头是偏院。小清照长大后，就在这里及庭院一带，与“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正厅的耳房是格非的书室，它们的正面就是庭院。带围墙的院门对着堤岸，前面就是蔡河（又名惠民河）。这种院落形式的宅第，当然没有司马光、王拱辰那样有亭台楼阁的园林化的官邸纷华靡丽，但比当时住在东京街坊里巷的小民百姓们的院子还是派头考究得多了。所谓“院子”，就是在城中后街或空地上，人们屋后相背，房前相对，从而围成一个个“院子”式的聚居地（《东京梦华录》卷三）。

通常中午从太学回来，李格非就席地而坐在厅堂中间，连笔砚也放在地上，或诵读简策书牍，或舞文弄墨。如果飞文染翰，那几案上铺着事先裱褙好的卷轴。他文思泉涌，文理俱惬，文采炳焕，“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须臾盈卷轴”，有时甚至一天写数十篇还不想休息。题材来自生活，都是“目前之物”，如门窗几案，婢仆犬马。只要耳闻眼见，有一可指，他都写成论说文。不管对象是倔强倨傲，还是可嘲可蔑，全都加以评论，以发挥文学艺术的正风俗匡时弊的功用。当然，最使他怡情悦性的还是翠竹，以至屡次写它。也因为如此，他不仅在院门旁的围墙边种植了那片修竹，还将他这个中堂叫作“有竹堂”，甚至题写了一个匾额立在堂的正梁上，同时写了一篇《有竹堂记》挂在墙壁上。

由于地方狭小低洼，以及“竹风声若雨，山虫听似蝉”等原因，那片梢影枯劲竿清瘦的竹子，在夏天雨时路人未必会注意到。这时，好客的李格非都会打发婢仆招呼他进来，自己也一定会亲自走下中堂去迎接，甚至要过路的熟人读壁上的《有竹堂记》，并且仰头指着正梁上，开玩笑说：“杜甫《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诗云：‘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你没有注意到我家那片出墙的竹色，也应该会看到这块匾额啊!我把它挂得那么高，本来就想告诉你，这儿有‘留客’的竹林啊!”

有一天，晁补之“看到”一个客人，也被这样地“请”进格非家。

那人冁然而笑，说：“渭河畔的千亩竹林、淇园（在今河南淇县附近），以及竹木漫天蔽日的终南山（今属陕西省）上，它们的竹子大的像杯、像盂，甚至像梧桐、梓木；有的摇曳在带土的石山上，有的挺立于百仞之渊中，而不仅仅是高出屋檐，或只接近门屏、围墙。冬天过去了，春雷还没响，亿万的竹笋就从山间地头冒出来。那黄黑相间的笋尖就像竹牛的长角，外头有犀牛兕猪一样坚硬的皮包裹着。成长后，竹皮脱落了，就露出青绿色的竹杆，并生出枝叶。此时，一日成长百尺，你要仰头才能看到竹梢。长到不能再长时，人们就根据一定的直径和圆周砍伐它，做成大同小异长短齐一的竹筏。乘坐竹筏，向西可到巴蜀地区，向南能到长江汉水；从渭水（源出今甘肃渭源县西北，经陕西省东流至潼关），可横渡黄河，直至河曲（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不过，这些綑缚而成的竹筏，类似用竹编成的床垫，它们任人践踏倒卧，就像地位低卑的下等人。竹还可以截为竹筒，做成盾牌，锯作屋椽，或立为封界标志，编成千丈长的纤夫拉船用的竹索，以及遍布全国城乡各处的门户和篱笆。然而，就像竽笙笛箫能符合乐律，并发出伤心痛苦的声音以娱乐人，从而使古老的乐曲还在天地间**漾，那却是您邻里家妻子使用的竹制管乐器一样。用它做成器具，或当作柴火出卖，以换来米盐糊口，这又是与你住在不同地区的穷人家里的竹啊!”言下之意，竹并非高贵荣华之物。因此，客人又说：“你这个人啊，怎么知道竹会喜欢超逸拔俗的人，以至乐此不疲，逢人便夸，说：‘我居住的地方有竹做伴啊!’”

格非也冁然一笑，反驳道：“一般人认为，玉是一种美好的东西，而在盛产美玉的蓝田（在今陕西蓝田县东），人们却用它来掷打乌鹊；沉香是一种贵重的香木，但在盛出沉香的交趾（指今五岭以南一带地方），人们却将它做成木盘；家猪、白鹇、锦鸡，山里人将它们制成肉酱、腊肉食用，然而城里的有钱人却花百金将它们买来观赏；茶芽，我们用它来烧煮茗粥，然而北方边地和西域各族的人却把它当作饰物结在衣带上。万物，本来就是以数量多的价值低，数量少的价值高。如今，我们的皇城是那么广阔高大，延伸九州的道路四达八通；天子住处开五扇大门，诸侯有三个门，百姓庶民却挤在棋盘似的1200个的街市里巷间；皇城里的宫殿苑囿接踵比肩，大内外的官署短墙接袂成帷；车马东奔西窜，人气云蒸水淹。在这纷扰喧嚣的百里东京中，一般的百姓庶民要想谋求尺寸之地，去构筑自己在休息时或退休后的安乐窝，那是没法办到的。至于穷人，要想建一个厕所，哪儿有地方啊?既然如此，那么，试问客人，在这东京开封府里，不知有多少人，能像我这样，不仅有四面土墙的狭小丈室，还有这幽人般的瘦竹，以及瘦竹样的中堂?就因为如此，我才给这个小小的厅堂起个名字叫“有竹”，还做了一个匾额立在正梁上，写了一篇记文挂在墙壁上；而我因此超然自逸，甚至谆谆不倦地对人自夸，说：‘我居住的地方有竹子做伴。’这有什么不可以啊?花木和人不一样，它没有贵贱之分，但有高下品质，那是天地所赋，非人力之功。古人将竹子与君子联系在一起，那因为它有许多美好的品德；而我与竹子为伴交友，自然也受益匪浅。正如唐代白居易在《养竹记》中所指出：竹子像一个品德高尚的贤人。原因在哪儿啊?因为竹根深固，就像贤人执守德操，坚贞不拔，君子看到这种情景，就会坚守傲然屹立坚韧不拔的意志；竹杆挺直，就像贤人立身行事，守正不阿，君子看到这种本性，就会坚持中立不倚持正不挠的品质；竹心空明，就像贤人体现道德，虚怀若谷，君子看到这种心曲，就会保持心无挂碍心正笔直的品行；竹节坚劲，就像贤人贞高绝俗，坚贞不屈，君子看到这种志向，就会想到要磨练始终如一永不变节的名节。正因如此，许多君子人，才在自己的庭院中，种植了不少的竹子。松柏的品质也是这样，它冬夏青青，就像君子一样出类拔萃。这和数量少致使物品的价值高是一样的道理。我也到过渭川、淇园和终南山，那儿的竹林真的莽莽广广，浓翠蔽日。不过，畅游其间，尽管觉得它们的竹子多姿多彩多如牛毛，但不会有多贱寡贵的念头。既然如此，我家的竹子少，怎么会让你反而产生低贱的感觉啊?”

客人理屈词穷，说起话来就有点不知所云了：“但是，虽然如此，我听说东晋诗人王徽之（王羲之第五子）非常喜欢竹，曾经说过：‘怎么可以有一天没有竹子啊!’还听说吴中（今江苏省吴县）士大夫家也有好竹子，想去观赏它，就直接从家里坐轿子出来，才经过你家的竹林下。”这分明是托辞要走了，格非却在大声地挽留；客人依然婉言拒绝，主人就将大门关了起来。因此，最后才尽欢而散。

元祐四年（1089年）五月二十八日，那个客人又不请自来。格非家依然有竹，格非的妻子却忙于洒洗清扫积蓄下来的脏家俱，因此就说：“今日没有邀约客人啊。”他却一步跨进大门，坐在厅堂上不想离去，说：“是竹子在召唤我进来。”

或许因为写字作文离不开墨，而墨是文采风流的象征，故北宋文人不仅嗜墨成癖，还蔚然成风。司马光就收藏数百丸墨。苏东坡“蓄墨数百挺”，还时常夺人名墨。有一次，他从黄庭坚随身携带的古锦囊中，就搜走半挺李承晏墨，山谷痛惜不止，而他回家后却写了《记夺鲁直墨》一文作纪念。不过，苏轼最喜爱潘谷墨，甚至称赞潘谷为“墨仙”，而潘谷也被当时人传为神仙般的人物。有一次，患了眼疾的他，路过黄庭坚住所。山谷就取出一个装有半丸墨的小锦囊给他看。潘谷隔着锦囊揣摸了一下，就将锦囊放在几案上，倒头便拜，说：“这真是天下之宝也!”打开一看，果然是李廷珪墨。鲁直又取出一个装有潘谷墨的锦囊让他摸。他摸后长叹道：“这是我二十年前作的墨，如今已经作不出这样的墨了。”黄庭坚亲眼目见“潘谷验墨，摸索便知精粗”，就说：“莫非您是鬼神附体吗?”潘谷回答说：“不过是手熟罢了。”

李格非也喜欢使用潘谷墨，但他不是墨痴。因此，有人误以为他是同志一流，还带了一盒廷珪墨来让他观赏。有的是小圆球形，有的平圆形中间有孔，有的像拳头，总共有十来种，分别装在一个个锦制的囊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