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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话说李清照之词论（第2页）

上段写尽春光，下段抒发感慨。宋祁妙笔生花，其中“渐”字、“迎”字、“轻”字、“劝”字、“留”字，尤其是“闹”字，出神入化，活画出盎然春意和抒情主人公的欢娱心境。但从结构上说，好像两首诗而不是一阕曲子词。说白了，宋祁这首名作，在手法上还是以诗为词。

宋庠（996—1066年），字公序，官至宰相。诗学李商隐，风格接近西岜体，时有佳句隽章。其词无只字传世。

沈唐（生卒年里不详），字公述，韩琦门客。存词五首，多怀人之作，风格接近柳永。

元绛（1009—1084年），字厚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天圣年间进士。存词四首。

晁端礼（1046—1113年），字次膺，钜野（今山东巨野）人，一说澶州清丰（今属河南）人。熙宁六年（1073）进士。存词一百四十一首。音韵和谐，文辞清丽，有的不亚于苏轼词。政和三年（1113年），授官大晟府协律郎，写了不少谀颂词。

李清照说他们在当时都是“名家”，其作品“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大概可信，因为与他们相距不远，有的还是同时代的人。不过，由于曲子词后来由音乐文学蜕变为书面文学，而“以诗为词”又成为后世词人的一种风尚，故李清照对张先、宋祁等人的批评，在现在看来似乎未必都是缺点罢了。

从曲子词必须“协音律”这个文体要求出发，李清照还强调它要“可歌唱”，批评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词作，“皆句读不葺之诗尔。”

晏殊（991—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官至宰相。谥元献，世称晏元献。宋代前期著名词人。其子几道亦工于词，世称“二晏”，或“大晏、小晏”。范仲淹、张先、欧阳修、韩琦等人出其门下。他们的文学主张基本一致，推崇韩愈、柳宗元之文，以为文章当扶道垂教。不过，晏殊最突出的文学成就是曲子词，其词继承《花间》派温庭筠、韦庄的风格，又深受南唐冯延巳影响，多写艳情闲情，偏爱闲雅蕴藉，不像柳永、张先那样直露，但受韩、柳影响有以诗为词的倾向。由于二晏和欧阳修都是江西人，并常和一帮生活优裕观点相近的士大夫们一起应歌合乐，故后人称以他为首的台阁词人群体为“江西词派”，而晏殊也被尊为“北宋倚声家初祖”。有《珠玉词》三卷，词一百三十余阕，几乎都是小令。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一作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官至参知政事（副相），谥文忠。北宋中叶著名政治活动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散文、诗、词大家。“三苏”、曾巩、王安石等皆出自他的门下，后世连同唐韩愈、柳宗元与他，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其词沿袭《花间》风格，多写艳情相思，包括与歌妓种种关联，且多为小令，有以诗为词倾向，故后人又以“晏欧”并称。然而，欧阳修作品还深受民间词影响，现存长短句二百四十首有七十多首为俚俗词，对后世影响更大。评者以为，“即为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词集称《近代乐府》、《醉翁琴趣外篇》。

苏轼（1036—1107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人。官至翰林学士、兵部尚书。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父苏洵、弟苏辙亦能文，世称“三苏”，但以苏轼影响最大。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有诗文合刊《苏东坡集》150卷，《东坡乐府》三卷；存诗二千七百多首，词三百五十余阕。有严重的以诗为词，以议论为诗现象，故当时人及后世人对苏轼词的评价分歧颇大。赞颂者称他为“以诗为词”的改革家，打破了婉约词统治词坛的历史局面，并由此而为豪放词派的产生奠定基础。反对者认为，苏轼词奔放有余，含蓄不足，遂开南宋粗豪叫嚣一派。

必须指出的是，李清照不满晏殊、欧阳修和苏东坡“以诗为词”，只说他们的作品“作为小歌词”却是“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并没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他们以诗的内容与题材入词，或以诗的风格和意境入词，或以诗的形式与技巧写词等所有做法。换言之，李清照在词坛上从不反对任何变改，甚至还支持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她也不反对任何人在词中“奔放”或“豪放”，只要这些人的作品“协音律”能歌唱罢了。

还必须指出的是，最先批评苏东坡“以诗为词”的也不是李清照，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并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

陈师道也没全盘否定苏轼词，甚至称赞他“极天下之工”，然而“以诗为词”，故其作品“非本色”。说白了，诗与词有区别，不能任意地混淆在一起，不能轻意否定词的文体特征。

“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说：“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于音律小不谐，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赵令畴《侯鲭录》卷八）晁补之也说：“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由此可见，苏轼词确实“多不谐音律”，同时不仅仅是李清照这么说，而是“人谓”。不过，黄庭坚和晁补之替苏轼辩护，说这因为他才大豪放，曲谱束缚不了他。

俞文豹《吹剑录》还记载了一个故事：“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郞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古人歌曲子辞，宋代以管色演奏，说苏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这实际上是婉言批评他的“词虽工而多不入腔”，但也可以理解为两种不同词风，故苏轼“绝倒”，而后人以为这纯粹是赞美的话，并到处引用。

事实上，苏轼是不善唱曲，故其词多不入腔。彭乘《墨客挥犀》卷四：

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当然，“不如人”“不谐音律”，不等于不懂唱不能歌。这在多元文化的今日，更是不难理解。许多歌手，一开口就走调闯腔，可喝彩鼓掌不少。即使某些内容低俗语言粗糙手法简单味如嚼蜡的诗歌，在当今歌场乐坛文苑诗界也不乏捧场喊绝的知音者。说白了，所谓“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并非苏轼发明，它能在一定范围内大肆风行，这和当时的社会欣赏水平及创作氛围更有一定的关系。就因为如此，所以，李清照还同时批评了晏殊和欧阳修。

由此可见，批评以诗为词，不等于批评所谓豪放派，因为“晏欧”却是所谓婉约派。李清照认为，他们的共同毛病，大概是只懂得诗文分平仄声，不懂歌词要分五音，即“五声”音阶中宫（喉音）、商（齿音）、角（牙音）、徵（舌音）、羽（唇音）五个音级；又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声调；论五音分阴阳是为了配合五声六律，所谓六律即十二律吕，阳六为律，阴六为吕，故又得分六律；还得分清浊音和轻重音，清音是发音时声带不振动，浊音反之，而重读的音称重音，轻读的音称轻音。譬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来押平声韵（本书引者按，此体已失传），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来押仄声韵的，如果押上声就协律；如果押入声，就不能唱了。这可不是李清照瞎说。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字雅黄）论苏轼词也说：

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调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当是“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然歌不碍文，文不碍歌，是坡公雄才自放处。他家间亦有之，亦词家一法。

苏东坡词多不合律，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不过，后来唐宋歌谱失传，曲子词蜕变为词，故不协律也成了“词家一法”，而不能唱反成了传唱不衰，这倒是李清照始料未及。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自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官至宰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也是北宋文学家、思想家。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诗歌喜造硬语，押险韵，好议论，好用典故，已开宋代“江西诗派”的先声。存词二十七首，有的清隽飘逸，意境开阔，“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有的发议论读佛理，缺少词的意境和韵味。他不仅喜欢集句为诗，还发明集句为词。代表作有《菩萨蛮》（“数间茅屋闲临水”）。既然作曲子词要讲究五音五声清浊轻重等音律，而集句词只需注意句式长短及对偶声韵词意妥贴之类，当然会令当时人笑不可仰，讥为“不能读”。

曾巩（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文学家。以散文与诗见长。存词只有《赏南枝》一阕。他是否因喜欢上集句词而被李清照批评，不得而知。

综上所述，李清照认为，由此可知曲子词与诗不同，它是另一类文学体裁，而知道词“别是一家”这一特点的人却很少。后来，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等人出现，才开始了解曲子词这个文体特征。然而，晏几道词偏偏无铺陈叙述；贺铸词偏偏不够典雅庄重；秦观专门讲究曲子词的情趣风致，但缺少典故史实，就像穷人家的美女，虽然容貌妍丽丰满安样，却缺乏雍容华贵的姿态；黄庭坚重视用典用事，又多有毛病，好比美玉上有了赤色的斑点，价值自然降低了一半。

关于“有情致”，李清照并没批评任何人。也就是说，她并不认为“以诗为词”或所谓豪放词就是“短于情”，也不认为“诗言志”与“词缘情”是绝对对立的。

晏几道（1038—1110年），字叔原，号小山，晏殊第七子。少年时就词名遐迩，但仕途不畅。今存《小山词》二百六十首，以女**为主要题材，清丽深婉，真挚感人。评者以为得《花间》派词人真传。不过，他的作品多是小令，且不讲究用赋。

贺铸（1052—1125年），字方回，原籍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生长于卫州（今河南汲县）。大观三年（1109年）58岁，就以承议郎提前致仕，自号庆湖遗老。复起后，又于宣和元年（1119年）再致仕。诗词文皆善，但以词传名。今存《东山词》二百八十余首，有的刚劲悲凉，不少娇治盛丽，故评家大多认为继承李商隐、温庭筠的风格。其《青玉案》一阕，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作结，博喻新颖生动含蓄，故被人称为“贺梅子”。

秦观（1049—1100年），初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人。诗词文都有很大成就。在“苏门四学士”中最受苏轼器重。其词创作却更多地接受“晏欧”、柳永的影响，被陈师道誉为“当代词手”（《后山诗话》）。今存词百阕，多为小令艳情，少用典用事，但情韵兼胜，委婉动人。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年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文学创作深受苏轼影响，但又推崇杜甫，不喜欢苏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作风，并有过分求奇求巧毛病。后人奉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一。存词一百九十二首。与秦观并称，有“秦七黄九”之誉，但成就不如秦。早年多写艳情，流于猥亵，后喜欢填塞故实，或杂些怪字俚语。

以上从柳永至黄庭坚十六位北宋词苑名宿，李清照却在“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的儒家思想指导下，实事求是，“皆摘其短，无一免者”。当然，此种“泥古守旧”的评论是否妥当可以讨论，但从不协音律的小歌词中看出社会的不安定和政治的不谐和，它也确实反映了李清照忧国爱民的思想，而北宋没多久也确实在吵吵闹闹的音乐声中走向灭亡。这可真得气死天下尺男寸翁。胡仔就气急败坏地说：“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这又从反面告诉大家，所谓“以诗为词”，它貌似改革实是变异，还可能是复古，其祖师爷就是唐文学家韩愈（字退之）的“以文为诗”；要不是李清照及其支持者坚持“词别是一家”的“尊体”主张，那我们现在所能看到大概就是豪放叫嚣“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而不会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词坛了。

顺便再说两句。元陈世隆《宋诗拾遗》卷十一云：“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自号易安居士。”这个“自号”无根无证，不足为信。然而，近年来却结蒂开花，故有人认为《词论》是李格非所作。其实，李格非如果真的号易安居士的话，那李清照绝不可能在《后序》等文中自称“易安室”或“易安居士”，因为古人有避讳习俗，怎能将尊亲的字号用作自己的别号，而《宋史》李格非本传也不可能张冠李戴啊。

在古代，能与李清照《词论》媲美，不仅有李格非《杂书》其一，还有李煜《书评》。《书评》评论了十位五代以前的大书法家，除王羲之外，其他也“皆摘其短，无一免者”。《词论》与《杂书》可称为“父子联珠”，而与《书评》则成了“雌雄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