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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2页)

“这是父亲的弹药带,”她说,“他的匕首已经放在您上衣的口袋里。我再拿手枪给您。”

“我的模样真像滑稽戏里的强盗了。”奥索照着萨娃莉亚递给他的小镜子笑着说。

“嘿!你这样子真不赖,奥斯·安东,”老女仆说,“连博科尼亚诺或者巴斯泰利卡的尖帽子哥儿们也比不上你漂亮。”

奥索穿着新服装用早餐,在进餐时他对妹妹说,他的箱子里面有些书,他还想从法国和意大利再运些来,以便她好好地用功读一读。

“因为,科隆巴,”他又说,“在大陆上有些小孩一离开奶妈就学会了的东西,像你这么一个大姑娘还不懂,这是不光彩的。”

“您说得不错,哥哥,”科隆巴说,“我知道我缺少些什么,我能看书学习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尤其是希望您能教我。”

一连过了几天,科隆巴没有再提过巴里奇尼家人的名字。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服侍哥哥,经常同他谈论内维尔小姐。奥索教她念法文和意大利文的书,对她有时能发表一些十分准确而且颇有见地的见解,有时却对最普通的事物一无所知,总觉得十分惊异。

一天清晨,早饭以后,科隆巴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拿着书和纸,头上却披着梅纱罗,样子比平日更庄重。

“哥哥,”她说,“我求您陪我一起出去。”

“你要我陪你到哪儿去?”奥索一边说一边挽起她的臂膀。

“我不需要您挽着我的臂膀,哥哥,请拿起您的枪和子弹匣。一个男子汉永远不应不带武器就出门。”

“好啊!应该顺着潮流走。可是,妹妹,我们现在到哪儿去?”

科隆巴没有回答,紧了紧头上的梅纱罗,叫了看门狗,领着哥哥出了门。她大步走出村子,踏上了一条低洼的路,在葡萄园中迤逦前进。她对狗作了一个手势,放它在前面奔跑,它仿佛完全懂得主人的意思,因为它马上开始忽左忽右地走着,有时从左边穿过葡萄园,有时从右边穿过,始终离它的女主人50步远,有时停在路当中,摇着尾巴向她注视。看来它对侦察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如果穆斯凯托狂吠起来,”科隆巴说,“哥哥,你就赶快把枪装上子弹,站在原地不动。”

转弯抹角走了许久,大约在离村子一里地左右的时候,科隆巴突然在一条道路拐弯的地方停了下来。那里有一堆树枝,砌成一个小金字塔的形状,有些树枝还是青的,有些则已经干枯了,塔高约有一公尺,顶上露出一个十字架的尖端,那木质的十字架是漆成黑色的。科西嘉有好几个区,尤其是在山地里,流行着一种非常古老的风俗,也许同异教的迷信有关,这风俗是要过路的人,向有人横死的地点,扔一块石头或者一根树枝。天长日久,只要这个人的悲惨结局还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就日复一日地不断有人这样扔。大家把它称为某人的堆。

科隆巴在这堆树枝前面止住脚步,随手折了一枝野草莓树的树枝,扔在金字塔上。

“奥索,”她说,“爸爸就惨死在这里。哥哥,为他的灵魂祈祷吧!”

她跪了下来。奥索学着她的样子。这时候村子里的大钟响了,因为昨天晚上又有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奥索泪如雨下。

几分钟以后,科隆巴站了起来,眼睛是湿润的,但神情非常兴奋。她学着她同乡人的样子,很快用大拇指画了一个十字,科西嘉人这样画十字的时候一般总附带起一个庄严的誓。接着她就拉着哥哥,向着回村子的道路走去。他们默默地走进了家门。奥索上楼回到自己的卧房里。不一会儿,科隆巴也上来了,她带来了一个小小的首饰箱,搁在桌子上。随即将首饰箱打开,取出一件布满血迹的衬衫。

“这是爸爸的衬衫,奥索。”

她把衬衫扔到他的膝上。

“这是射中他的子弹。”

她又将两颗已经生锈的子弹放在衬衫上。

“奥索哥哥!”她扑到他的怀里,用力拥抱他,叫道,“奥索!你一定得为爸爸报仇!”

她仿佛疯了一般拥抱他,吻着子弹和衬衫,然后走出卧房,让哥哥坐在那里呆若木鸡。

奥索一动不动地呆坐在椅子上,不敢把这些可怕的遗物从自己身上挪开。最后,他用尽气力挣扎着站起来,把遗物都重新装进首饰箱里,奔到房间的另一端,纵身倒在**,脑袋朝着墙壁埋进枕头中间,仿佛想避开不去看一个幽灵似的。他妹妹的最后那句话一直在他的耳边回响着,他似乎听见了命定的、无可避免的神喻,向他索取鲜血,索取无辜人的鲜血。我不准备详细介绍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此时此刻的种种感觉,这些感觉的混乱,正如一个疯子的头脑那样乱七八糟。他好半天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不敢回过头来。最后他站了起来,关上首饰箱,慌慌张张地走出宅子,奔到田野里,一直向前走,也不知自己究竟要到哪儿去。

慢慢地,郊外的清新空气使他精神放松了,他开始变得平静起来,能比较冷静地审视一下自己的处境和解脱的办法。我们已经知道,他并不怀疑巴里奇尼家人是凶手,但是他饶恕不了他们伪造强盗阿戈斯蒂尼的信件,起码他认为这封信是他父亲死因的导火索。不过要告发他们伪造文书,他还是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有时,成见或者当地人的本能向他袭击,指出在道路转弯的地方施行报复是容易的,但当他一想起部队里的同事,巴黎的客厅,尤其是内维尔小姐时,就厌恶地把报复的念头抛开。接着他又想起了妹妹的责备,在他身上所残存的那点科西嘉性格使他认为这些责备是有道理的,而且特别使人伤心。在他的良心和他的成见的斗争中,只剩下了一个惟一的希望,那就是找某种借口向巴里奇尼律师的一个儿子挑衅,然后找他决斗。用一颗子弹或一把剑结果他的性命,就能够使他的科西嘉观念同法兰西观念有机地协调起来。找到了这个解决办法而且考虑将如何实施的时候,他已经感到如释重负,再加上其他一些更美好的想法,使他狂热激动的心情终于完全平静下来。西塞罗的女儿图莉亚死了以后,他一心一意想着把各种各样美好的事物放在吊唁词里去颂扬女儿,竟然忘记了悲痛。香迪先生死了儿子,也用相同的方法大谈生与死,结果也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奥索思忖他可以对内维尔小姐描绘一番他眼下的心情,这必然能引起这位标致姑娘极大的兴趣,想到这里周身沸腾的血就完全冷静下来了。

他刚才在不知不觉之中走远了,离开了村子,现在他又走了回来,靠近了村子。他听见在丛林边沿的一条小径上有一个小女孩在唱歌,也许她以为四下无人,专门唱给自己听的。那首歌是哭丧歌,曲调缓慢而单调,歌词是:“给我的儿子,给我远在他乡的儿子——保留我的十字勋章和我的血衣……”

“你在唱什么,小姑娘?”奥索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愤怒地问她。“是您呀,奥斯·安东!”小女孩带点惊吓地喊道,“这是科隆巴小姐作的一首歌……”

“我不许你唱这支歌。”奥索厉声说。

孩子东张西望仿佛在考虑从哪个方向可以逃走,麻烦的是,她的脚下放着一个大包袱,毫无疑问如果不是为了要照顾那个包袱,她早已夺路而逃了。

奥索不由得对于自己大发雷霆感到惭愧。

“你这包东西是什么,小姑娘?”他这会儿尽可能温柔地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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