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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第2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华人用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昭示了他们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

为了民族的健康……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相对于北大的光彩夺目，清华大学厚重朴实，在平淡中蕴藏着持久深远的力量。

聚天地灵气，汇半国精英的清华人无疑始终站在历史的最前沿，奏响时代的最强音。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清华人自始至终地走在历史的最前端。老一代清华人是伟大的，他们用自己的天地正气，大义凛然的铮铮铁骨，用他们的淡泊明志，明镜止水般的人格力量，证实了他们的可敬可佩，他们也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938年秋天，当民族危机感弥漫在全中国时，正在欧洲留学的清华学子纷纷回到中国。大物理学家王竹溪、大数学家陈省身等人的到来，把最新的知识带回中国，使联大教学接近了国际前沿。就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一代风华正茂的联大学生脱颖而出，其中成绩最为辉煌的是“联大物理系四杰”——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

那个年代，人人报国心切。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当时只是联大理学院二年级学生，但他也想跟高年级学生一起弃学从军。梅贻琦起初说，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但儿子一再坚持，梅贻琦便忍住担忧，把儿子送到了前线。梅祖彦告别父亲，和800多名同学一起，投入到一位清华故人的麾下。这位故人便是1915年考入清华的孙立人。

昔日在清华，孙立人曾是全校有名的篮球后卫，其截球技术令人叹为观止。

1932年，孙立人在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

税警总团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手创建，武器从美国购买，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孙立人努力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千方百计训练部队。他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自己部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与国军其它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被大家称为“孙氏操典”。所属部队按照“孙氏操典”进行严格训练，官兵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学科、术科水平，乃至专门的缉私技师都比较高。

1943年冬天，为能打通中印公路，迅速向缅北推进，孙立人挺进“死亡地带”。两个月后，攻占太伯卡和甘卡，而后一鼓作气，乘胜进军，围攻缅北重镇孟拱。驻缅日军做梦也想不到，孙立人竟会如此凶猛。他以9000之众，横扫千军，竟消灭10万日军，成为抗战中歼敌最多的战将。密支那攻克后，孙立人升任新1军军长，成为国民革命军五大王牌。

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军第十八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

据日军战史记载：“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十八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最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队，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孙立人和他的新三十八师、新一军，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东征西讨，迭克强敌屡建战功，其运用的战术、显示的战力为国内外各方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当时的国际舆论界赞誉孙立人为“东方的隆美尔”。

1945年秋天，孙立人举行广州中山堂受降仪式，从田中久一手中接过佩剑。两年后，清华复校后第一次校庆，孙立人把佩剑赠与母校，梅校长隆重笑纳。

清华人是伟大的，清华精神更是不朽长存的。任何一种物质背后，总有一种意识在默默地支持着它。“行胜于言”教化了莘莘学子，感化了一代又一代清华人，打造出清华人一如继往的稳重、朴实的人格力量，创造出清华一个又一个超越豪情壮语的惊世奇迹。

闻一多的凛然，面对特务的枪口毫不退缩；朱自清的骨气，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钱学森的人格，为报效祖国义无反顾……还有无数清华学子，他们构成了清华今日隽深的历史底蕴。心忧天下，一腔热情的《七子之歌》；超凡洒脱，端庄清新的《荷塘月色》；针砭时弊，怒斥社会的《围城》……正是他们，给清华罩上一层秀美的人文色彩；正是他们，才有了清华人文日新的今天。

正如食堂的大师傅说过：我很遗憾，没能在清华读书。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我在清华工作，我也是一个清华人……的确，清华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任何一个为清华作贡献的人，都是清华人，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正是一个个无名的清华人背后的努力，正是一个个无名的清华人无怨的付出，才锻造出今天的巍巍清华……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响彻云霄，芸芸清华学子课堂之外，也是生龙活虎，演绎着自己生活另一半的精彩，诠释着生活另一半的美好。如今的清华，当今的中华，正凭着这种蓬勃激发的气势，豪气冲天的干劲走向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竭尽所能，报效祖国

清华大学泥沙系教授钱宁，在知道自己身患癌症时，仍然坚持用生命的最后一丝余热，为祖国培养更多的泥沙方面的人才。但是他当时的身体，真地不足以支撑这么劳心劳力的工作了。

还是让我们看一份学员的课堂观察笔记吧：

“……上午，钱老师又给我们讲课了，声音仍然是那么洪亮，话语依然是那么幽默，只是手势显得缓慢，在讲台上走动的少了，脸色似乎有些苍白，一个小时过去了，钱老师的脸上沁出了汗珠。突然，他身体靠到黑板上，喘着粗气，讲课戛然停止。一位同学急忙为老师搬上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他摆摆手，缓缓地说：‘不用，不用，一会儿就好了。’说罢，抹去脸上的汗水，又继续讲课。声音在我们耳边回响，汗水在老师的脸颊上流淌，看着敬爱的老师，学员中许多人眼眶都湿了。这哪里是讲课，这分明是用心血来哺育我们这一代人啊！”

后来，他的这些学员得知他的病情，纷纷到他家拜望。但当谈及他体质时，他动情地说：“国家需要泥沙方面的人才呀，黄河要根治，泥沙工作就要先发展，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现在上的课，我是想尽快地教给你们……”接着，他不知怎么的却说出了这么一句真切而更让人揪心的话语；“办这个班，是我迄今最花费力气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撑下来了……”

钱宁说，在清华举办泥沙培训班，另外一层意思是为了提高清华大学水利系泥沙研究室的自身建设。可以说，他的晚年，仍将最后的一缕余热奉献给祖国的泥沙事业。

梅祖彦，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在国家进行《三峡决意》通过时，按动了反对票的按键。当时赞成票：1767；反对票：177。他是l／177。梅先生忧虑地对我说：我并不反对修三峡，但政府应该把许多重大问题给大家讲清楚，不清楚怎么让人说话。虽然，人大已经通过，希望在动工前的短短的几年内，做好一切现在想到的和未想到的事情，三峡工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水利工程。我们不能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好恶给我们的子孙留下无穷的后患，让子孙们去炸掉大坝。那时，我们就成了民族的千古罪人了。

这就是清华人，把自己的毕生都交给祖国建设的人，他们总是那么默默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无论别人怎么讲，怎么看。

70岁高龄的钱锡康老人的一句话可能代表了所有清华学子的心声。他说：“自由选择事业固然让人幸福，但人生的精彩和快乐，并不会因为事业选择了你而逊色，只要是为祖国做贡献，无论让我做什么，我都会竭尽全力”。

1958年10月，刚刚毕业的钱锡康到土木系教研组报到了。不到半年，由于工作需要，系里希望他担任大一新生辅导员工作，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虽然这意味着——这个在大学五年的学习中只有一门课没有得到5分的“蒋南翔奖学金”获得者，从此将与学术道路“绝缘”。

在那之后，钱老师到武装部管过民兵训练；在校医院管过消除浮肿病的保健工作；1961年调到党办，下基层、做调研、做秘书性工作，“前后上下”在党办、校办，一干就是近20年。而这些都与他大学时的职业理想相距甚远。不过，他还是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和乐趣。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工作的后期会“落脚”在后勤。

1984年3月5日晚，时任校党委书记李传信把钱锡康老师找到家里，说：“李思问同志去世了，让你去当后勤党委书记，怎么样？”当时，学校要调干部到后勤工作是比较难的，但他只问了一个问题就答应了下来：我只做过党支部书记，做党委书记，能不能做好？

事实上，他不仅做好了，而且一干就是14年。这期间，主管校长换过两任，总务长也换过两任，但他作为后勤工作的“稳定因素”连选连任了四届党委书记。

清华人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如果一项工作在自己手中没有做好，一定不是态度问题，也不是没有努力去做，而是能力不行。”可以说，他们是竭尽所有的力量，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发光发热，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