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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闻办公室里的喜剧演员（第1页）

第八章新闻办公室里的喜剧演员

1961年3月23日晚上6点钟，约翰·菲兹杰拉德·肯尼迪从国务院的等候室轻快地走到礼堂的演讲台上，同时扫了一眼台下成排的记者。

肯尼迪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他们身上，而是凝视着第12排和第15排红黑色塑料座椅之间的一台电视摄像机。虽然平台上一共有两台摄像机，但是他知道发出红光的那台才对他有意义。

刚刚上任两周的这位新总统发表了一个关于东南亚国家老挝具有潜在威胁的声明，北越的战争专家帮助那里的共产主义者进行反叛活动。他发表这项声明时面对的不是挑选出来的华盛顿记者，而是面对全国人民。

当时坐在礼堂里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通讯员乔治·赫曼对这位总统在电视摄像机前能有如此专业的表现感到即惊奇又钦佩。

然而《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彼得·利萨哥对此却持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认为总统的这种行为意味着印刷媒体的记者们变成了大型舞台剧中的演员，在总统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中作秀。

这两个新闻人所持的不同观点体现了当时政府与新闻届之间的矛盾与争论，这种情况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也一直存在着。

来自旧金山的那个体态圆润的新闻人塞林格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任肯尼迪的新闻秘书，随着肯尼迪的获胜，他也就跟着进入了白宫。在竞选结束几个星期以后，他第一次提出了现场直播新闻发布会的提议。

塞林格是历届新闻秘书中最具新鲜感的人物。他的个性卤莽冲动。肯尼迪曾以他矮胖的身材作为推动减肥运动的榜样，并且让他参加50英里的徒步旅行，但是他只走了6英里就因疼痛和水疱而掉队。他还曾经在帕姆海滩穿着百慕大短裤召开新闻发布会，后来肯尼迪勒令他穿回长裤。他甚至还穿着花衬衫，戴着参加晚会时的帽子出现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在与总统一去去大高尔夫球的时候，他开的车居然撞到了俱乐部的会所。

在白宫内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塞林格任新闻秘书期间一共经历了两次危机，其中包括古巴的非德尔·卡斯特罗事件，但是总统并没有把有关这些危机的具体消息告诉他，至少是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他才得知这些消息。由于记者们已经习惯了海格蒂的雷厉风行，所以塞林格在他们的眼中就变成了一个“拖泥带水，邋遢，戴着眼睛的小男孩。”他们还说他：“他的消息既不灵通，也不精确，总是含糊其词，类似于白宫的边缘人，是许多低级错误的制造者。”即使是那位欣赏塞林格的智慧的《纽约时报》的比尔·劳伦斯也不得不承认说：“他无法与成熟干练的海格蒂相比。”肯尼迪的特别助理，历史学家阿瑟·斯科莱星格用一句十分简洁精巧的话概括了这位新闻秘书的工作：“皮埃尔·塞林格以他那滑稽可笑的新闻发布会取悦于新闻媒体。”

但有时新闻界并不买塞林格的帐。他总是以“我认为……”作为发言的开场白，这有些惹恼了白宫的记者团，他们不得不对他吼道：“我们要听的不是你的想法，而是事情的真相。”

塞林格不是肯尼迪的内部核心成员之一。他既不是肯尼迪从学院派招募来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在波士顿政治战争中与他并肩作战的"爱尔兰派"成员之一。他于1923年生于旧金山，他的父亲是一名犹太裔采矿工程师，在他14岁时便去世了。他的母亲是一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美法混血儿，她的职业是记者。这位未来的新闻发言人在六岁时就举办了个人演奏会，被誉为钢琴神童。战时在海军服役以后，25岁的他在旧金山年鉴作编辑。后来他以一名通讯员的身份在加州的竞选活动中参与到了政事当中，然后又在《科利尔杂志》任职。1956年，当他在写一篇关于蒂姆斯特斯联盟的腐败情况的文章时，他接到了编辑的电话让他不要这么做。此时，一直在美国独占鳌头几十年的《科利尔杂志》开始衰落并且一蹶不振。于是他就结束了这份曾经令他深感骄傲的研究性工作。然而，在他为蒂姆斯特斯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与肯尼迪相识，并且成为参议院拉克茨委员会的首席顾问。后来肯尼迪给了他一份工作，于是他就来到了华盛顿。他与肯尼迪相处的很好，但是很显然，他的那种懒散的加利福尼亚作风与马塞诸塞的百万富翁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肯尼迪曾邀请塞林格在他弗吉尼亚的家中吃晚餐，当问到他想喝点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令主人大吃一惊，因为他说他想喝点葡萄酒。但是当时家中没有这种酒，当塞林格从他的车子里拿回一瓶上好的加州红酒时，肯尼迪又一次感到被他的举动惊呆了。

当肯尼迪开始为1960年的竞选委员会挑选成员时，他任命塞林格为新闻秘书，让他在宪法大街的一个车库上面租来的办公室里工作。塞林格后来说：“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觉得自己完全像个局外人。”塞林格的一名同时回忆说，当肯尼迪将要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公布他的竞选计划时，塞林格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里呆多久。”但是在竞选旅途中，他又重拾信心，他向记者们公布即时的演说记录，还在总统的车队中加入了一辆电话专车，这样通讯社的记者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地报道竞选活动的有关内容。但是，他仍然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成为白宫的新闻秘书，何况此时还有一种传闻说肯尼迪将在新闻界挑选一位知名人物来担任新闻秘书。然而塞林格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就在竞选过后的第二天，肯尼迪就在家中任命塞林格为他的新闻秘书。塞林格任命曾在旧金山的一家黑人报纸工作的前任编辑安得鲁·海切担任他的副手，他曾在竞选活动中协助过他的工作。海切也是白宫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助理新闻秘书。

当塞林格提出现场直播新闻发布会的建议时，肯尼迪对此表示怀疑。他害怕过度曝光，还担心电视网络不会为他们提供每小时价值100，000$的时间，而且还预料到来自印刷媒体的阻力。

肯尼迪其实并不需要担心电视网络的问题，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担心在他的顾问们的反对下都显得无足轻重。由他任命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尤其反对现场直播新闻发布会的建议，他担心万一出现了一些不经意的错误就会导致国际危机。国家安全顾问兼国家情报局局长候选人麦克乔治和西奥多·索兰森也同意腊斯克的说法。肯尼迪长期以来的得力助手约会秘书（Appoiary）肯尼斯·奥多奈尔也对此表示反对，他一直就对爆发户似的塞林格心存芥蒂。

肯尼迪对自己驾御外交事务的能力十分自信，圣诞节过后的第三天，他在佛罗里达的帕姆海滩上对塞林格说：“就应该这么做。如果事情有必要的话我们就应该向报纸传达这个消息。但是，如果超出了一定的限度，我不知道可以以什么正当的理由不让电视媒体介入其中。”那天下午塞林格与电视广播网络的代表进行了90分钟会谈，他告诉记者说：“有一项协定……即，白宫允许电视及广播媒体现场直播新闻发布会。”

这个声明遭到了在帕姆海滩大厦里的新闻发布厅周围休息的那些穿着游泳短裤的印刷媒体记者们的讥讽，这显然是在预料之中的反应。他们甚至打破了长期以来白宫立下的规矩，即任何人在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前都不准离开。但是毕竟很多人都能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发布会了，所以记者们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发出报道。那种一问一答的古老形式将一去不复返了。《时代》杂志的那位资深编辑劳伦斯对塞林格说：“你已经变得越来越无知了。”

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也同意腊斯克的说法，他把现场直播新闻发布会的主意称为自50年代流行“呼啦圈”以来最为荒唐的主意。他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附带了一张漫画，在漫画上，肯尼迪和塞林格的身后是罗斯福“炉边谈话”的场景，上面还写道：“电视现场直播将是炉边谈话更好的延续。”一些记者说他们可以不用到发布会的现场，而只是坐在电视机前就可以编写有关的报道了。事实上，许多新闻机构确实以这种方式报道了新闻发布会上的内容，但是大多数机构还是派记者到招待会现场提出问题，并编写有关报道。塞林格排除一切干扰预言道：“电视将会长驻在新闻发布厅内。”

肯尼迪竞选总统时的形象顾问，来自纽约的威廉·威尔逊现在是直播事务方面的顾问。他在排除了其他三个政府内部的礼堂以后，最后选定了新建成的国会大厦里的那个75*100英尺的剧院作为新闻发布会召开的场所。塞林格很早就认为印第安条约厅太小了，威尔逊认为行政礼堂也很小。他还把商务部和内政部的礼堂描述为“脏乱无序的。”

这位电视顾问建议保留艾森豪威尔时期海格蒂制定的规矩，即记者必须证明自己的身份，因为观众们想要知道提问者都代表那些新闻机构。但是塞林格还是废弃了这个规矩，他说我们没有理由让记者们在电视上为他们所属的机构做免费的广告。

威尔逊对金碧辉煌的国务院礼堂不满的一点就是它的面积。这个礼堂可以容纳800个座位，几乎是印第安条约厅的5倍。威尔逊沿着天花板悬挂了一幅幕布，把房间的后半部分遮了起来，美其名曰是为了复原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那种老式房间的感觉。总统的演讲台是一个像竞技场一样的平台，地势较低。但是不管怎样，它还是个舞台一样的平台，因为演讲台与记者的座位之间隔了一条宽沟，即使是坐在前排的记者也无法接近总统。记者们认为尽管印第安条约厅不如总统办公室舒适，但是他们至少可以在那里感受到艾森豪威尔生气时的怒气，可以抵得住杜鲁门尖锐的眼神，甚至可以感受得到总统的脉搏。

不管记者们能否感受到他的脉搏，肯尼迪亲自布置了国务院礼堂内的一切设施；未来的总统们将会选择在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而不是国务院礼堂。

在选举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里，塞林格一共到白宫与海格蒂会面三次商议交接的事宜。当他在总统就职两个小时以后再次来到这里时，他与所有新一届政府的工作人员一样，面对的是空空如也的书桌和档案柜。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

当他从办公室穿过白宫西翼的前厅来到新闻发布厅时，这位吹毛求疵的新闻秘书觉得这个发布厅实在是有些不太雅观。文件散乱地堆放在桌子和地板上，还有从那个破旧的痰盂里散发出让人无法忍受的气味。他让白宫的木工把新闻发布厅分割成几个小的隔间。记者们对此十分鄙视，把它比喻为“塞林格的借贷公司。”

塞林格最受欢迎的一项措施就是他宣布记者们可以自行与总统助理预约采访，而不受任何的限制。在海格蒂任新闻秘书时期，这是属于新闻办公室的管辖范围，而且新闻秘书也往往出现在采访过程中。许多记者都很满意于塞林格的这项措施。塞林格说那些对此表示不满的记者是因为他们懒惰，他们想让新闻办公室为他们安排好一切。但是有时这种做法似乎有点过了头；有人曾听到塞林格抱怨说总统核心成员中的约会秘书（Appoiary）奥多奈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居然就在他的背后为记者们安排采访活动。

1月25日，也就是肯尼迪宣誓就职5天零6个小时以后，他将在晚上6点钟召开他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418名记者一起涌进了国务院礼堂，其中有107人曾经参加过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发布会。他在38分钟的会议中一共回答了31个问题，比艾森豪威尔多出了将近一半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回答大都很简洁。当有记者问到葡萄牙的巡洋舰在执行秘密任务时被美军抓获的情况时，肯尼迪的回答令记者们大吃一惊。记者们当时并没有问葡萄牙军舰被抓获的具体位置，但是肯尼迪却在当天下午4点10分时透露了这个消息。当时的具体位置是距离亚马逊河河口以北600英里，北纬10度35分，西经45度32分。他还在发布会上说到了重新进行核实验的问题，但是记者们都把当成无心之语而忽略了过去。在乘坐一辆豪华的总统轿车回到白宫以后，肯尼迪对塞林格说：“我对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感觉很不错，你认为有多少人看到了它。”他得到的回答是60，000，000人。

肯尼迪对细节的驾御能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他本身所具有的特质，二是他拥有一个完善的筹划系统。在新闻发布会开始前的下午，塞林格与各个部门的信息关于会面，并且列出20到30个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在敏感问题上，他们还会提前准备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以及一些背景信息。他在就寝之前把这些资料拿给肯尼迪过目。第二天早晨8点30分，总统在白宫的餐厅里与他的核心顾问们一同吃了1个小时的早餐，塞林格坐在餐桌的对面向肯尼迪提出问题。肯尼迪有时会说：“这个问题我应付得来——下一个！”他经常在给出答复以后让他的顾问或是内阁成员对他的回答做些评价。如果他的顾问建议他对某个问题不做回答时，他总是说：“天啊！我现在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我总得说点什么吧！”他有时还会答非所问。有一次他开玩笑说：“如果把这些想法都保留在我脑袋里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有机会在一次真正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出这些想法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拒绝这个**的。”如果肯尼迪需要更多的资料时，他就会尽量帮他找到并且在午餐之前拿给他。他们会在新闻发布会开始10分钟以前抵达国务院，在那里腊斯克和他的高级助理们会把国务院收到的最新消息报告给肯尼迪。

肯尼迪对外交事务有种很特殊的兴趣，而他的那位能说出一口流利的法语的新闻秘书塞林格也开始更多的关注外交事务。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把法新社和路透社纳入了国内通讯社的监控之下。他还破例允许苏联塔斯社的一名通讯员参与肯尼迪接见苏联官员的报道。塞林格雇佣了多伦多的美国新闻署的新闻官员杰·格尔德那与外国新闻机构共事。但是格尔德那无法在杰奎琳·肯尼迪访问印度期间满足她对报道方面的苛刻要求，所以在这次行程结束以后，他又回到了美国新闻署，国务院的新闻官员麦考姆·科尔多弗接替了他的工作。

格尔德那并不是第一个与肯尼迪夫人有摩擦的白宫助理，她把女性记者称为“残酷贪婪的人”，她说她对待记者的一个原则就是“以最礼貌文雅的态度给予记者们尽可能少的信息。”塞林格发现处理肯尼迪夫人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件难事。她在给塞林格的一张签名照片中以很含蓄的方式表示理解他的难处，她在照片上写道：“给皮埃尔，来自你不得不背负的最沉重的十字架。”

塞林格每天在他的办公室里与新闻记者们举行两次会面，如果用军方的术语话，可以称这种会议为简报会议；前几任新闻秘书把这种会议称之为新闻发布会或者是记者招待会。这两次会议分别在上午11点和下午4点召开，但是塞林格通常都会迟到。会议开始以后，会有将近100人充斥在书桌，档案柜，以及书橱之间的任何空间里。这位新闻发言人以喜欢推测答案而著称，猜错的情况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一名负责记录会议内容的新闻办公室助手在参加了这些会议以后感到十分沮丧，因为每当塞林格向记者们做出一些承诺以后，他们就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来替他兑现这些承诺。

肯尼迪是第一位正式给予新闻秘书负责管理政府各部门新闻事务职能的总统。与厄尔利一样，塞林格在各个部门的新闻官员的任命上有极大的影响力。与厄尔利不同的是他每周与他们会面一次商讨有关发表各部门信息的形式和程序。但是他的这种做法使他自己和总统都陷入麻烦之中。《编者与出版者》认为塞林格每周举行这样的会议将导致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政府加强了对政府内部信息的控制。1月25日，塞林格又在与艾利斯的第一次演讲中火上浇油，他对全国新闻俱乐部说：“我们正打算在国家安全允许的范围内针对政府内部的信息问题实施一个更加公开的政策。”在总统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结束5个小时以后，当有记者问肯尼迪塞林格的关于“政府有必要加强安全事务的信息控制”的涵义时，肯尼迪表示赞同塞林格的说法，他对记者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时间，而且还需要共同努力看我们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信息给你们……问题是我们需要针对敏感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当肯尼迪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说苏联释放了6个月以前被他们在苏联上空击落的两架侦察机里的美军飞行员，他的这个声明引起了新闻管理部门的不满。肯尼迪对《纽约先驱论坛报》没有发表有关这个声明的报道的做法大为赞赏，因为这两个飞行员回国的计划被推迟了，而且新闻出版机构也不想冒这个风险。他说：“《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这种做法制止了美国与苏联之间可能发生的无法挽回的冲突。”出于对这件事情的疑惑，《编者与出版者》的记者问道：“政府凭什么在处理信息的问题上对新闻媒体横加干涉。”塞林格回答说是因为俄国人坚持以同时发表这个声明为释放这两名飞行员的条件。

塞林格在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惹怒了记者，他说他不会经常向他们透露总统的行踪。他认为总统有隐私权，当然如果记者们愿意他们也可以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追踪总统。塞林格怀疑肯尼迪有几个情妇，这在后来也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他说他并不知道她们到底是谁。

在1961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肯尼迪给塞林格打电话说：“皮埃尔，我要你今天晚上尽量呆在家里，记者们可能会问到一些关于加勒比海的一个军事行动的问题，如果真的有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就说你目前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报纸上得来的。”尽管报纸上有报道说将有事情发生，但是他对直接导致入侵古巴的那次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乔治·赫曼在早晨6点30分的时候打电话告诉美军入侵古巴的消息。当他到达办公室以后，他对记者们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有信息都是来自通讯社的报道。”后来他就只能回答记者说：“我对此不做任何评价，”或是“我不知道。”当入侵计划仅仅在3天以后就失败了以后，塞林格向肯尼迪发出强烈的抗议，说他有权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他的下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肯尼迪对记者说：“我认为对古巴问题的进一步深究不会为我们的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但是还是有记者问到了这个问题，他只得回答说问题的结果会在预期的时间里公布的。回答办公室以后，肯尼迪大发雷霆，“他们究竟想让我怎么做——让他们投票表决吧……出版商们应该明白我们从不会在战争问题上出差错，而且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不能公开出来的。”塞林格建议肯尼迪6天以后答复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的广告部说：“让我们耐心地等待事情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