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嘴唇垂下来,上嘴唇稍微朝上翘着,稀稀疏疏的发青的唇髭也立了起来。
我告辞了,心中对他没有一点儿好感,并且有点儿怀疑他对我的真诚。
过了几天,我早晨为一位熟悉的副教授、嗜酒的单身汉送白面包的时候,在他那里又碰到了克洛普斯基。他也许夜晚没有睡觉,一脸秽气,双眼红肿,我琢磨他大概是喝多了。
肥头大耳的副教授也是醉醺醺的,直流眼泪。他只穿了一件内衣,双手抱着一个吉他蹲在地板上,周围是乱七八糟的移动过的家具、空啤酒瓶以及他脱下的外衣。他坐在那里,身子不停地摇摇晃晃,还嚷道:“仁——爱……”克洛普斯基怒气冲天地厉声喊道:“没有仁爱!我不是陷在爱里死去,就是在争夺爱的斗争中死去——反正都一样,我们命里注定要死……”说着,他紧紧揪住我的一个肩头,将我拉到屋中,对副教授说:“你就问问他吧,他想要些什么?你问他需要对人的仁爱吗?”
副教授双眼满含着眼泪,看了看我,然后笑了起来:“他是面包店中的人!我需要面包钱。”
他转了一下身,将手伸到口袋中,拿出一把钥匙递给我,说:“喂,把钱全拿去!”
但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却夺过他的钥匙,对我摆摆手。“走吧!以后再来拿钱。”
说着,他将从我手中接过去的白面包向墙角处的长沙发上丢去。
幸好他没有赶出我来,这不禁让我暗自兴奋。离开时,我又记起他那名被爱毁掉的话,心中立刻对他充满了厌恶。
后来别人对我说,他对寄住家的一个小姐倾诉爱情,但是同一天又对另一个小姐求爱。姐妹两个述说自己的快事的时候,她们就对共同的恋人充满了恨意。于是她们命令看守院子的人告诉这个爱情的布道者马上滚出她们的家门。从此以后他就从城中消失了。
爱情与仁爱在人们生活里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辣手而又错综复杂的难题,我早就在思考了。它起先在我心中只是朦朦胧胧的,可是我敏锐地感觉到是矛盾的,事后我索性明确地指出:“爱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我以前读的一些书中写的全是基督教思想、人道主义和呼吁对人的怜悯——这些内容我那时所熟识的那些进步人士都很慷慨激昂、绘声绘色地描述过。
但是我所直接观看到的一切,几乎全然不是对人的怜悯。在我面前所展示的生活是一连串无休无止的仇恨与凶残,是为一丁点儿小事不断地进行的自私的斗争。我自己需要的只是书籍,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毫无作用。
我也经常看到,人们只是在口头上谈论仁爱与博爱,其实他们也无意识地在遵循生活的准则。
想过有意义的日子,是多么的困难呀!
有一天因为得水肿皮肤蜡黄、浑身浮肿的兽医拉夫罗夫喘着粗气对我说:“应该增强人类的残酷,让人们为之而感到疲倦,让每个人都讨厌,就仿佛讨厌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
这年秋天来得特别早,细雨连绵不断,温度急剧下降,瘟疫蔓延,自杀事件频繁发生。拉夫罗夫不喜欢任凭水肿折磨而死,也服氰化钾自杀了。
“为牲口治了一辈子的病,到最后却如同牲口一样死去!”兽医的房东、裁缝梅德尼科夫在为他送葬的时候这样说,他的身体瘦削,敬神,可以背诵全部称颂圣母的赞美诗。他经常用三个鞭梢的皮条抽打自己的两个孩子——一个七岁的女儿和一个已经读中学的十一岁的儿子,用竹竿打妻子的腿肚子,而且抱怨道:“民事法官斥责我,说我这样的陋习似乎是从中国人那儿学来的,但是除了在广告牌和画片上,这辈子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呢。”
有一位在他那里干活、总是闷闷不乐的罗圈腿的工人,绰号是敦坎汉子,经常提起他的老板:“我对那些温柔的教徒感到害怕!脾性野蛮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发生什么,还总是来得及逃避他。但是温柔的人靠近你的时候,常常不露声色,仿佛草丛里一条打埋伏的蛇,到时候它会冷不丁向你**的心窝处咬一口。我害怕慈善的人……”这个敦坎汉子友善而又圆滑,爱告密,是梅德尼科夫爱的人,他讲的这番话倒是确实有道理。
有时我认为,温柔的人就如同生长在石头上的苔藓类植物,可以让生活的岩心风化,使其土质变得疏松,长出其他的东西来。可是更多的时候,我遇见许多温柔的人,他们那做无耻勾当的随机应变本事,难以猜测的瞬息万变,心灵的歪曲与如蚊蝇般的哼哼,经常让我认为自己仿佛一匹位于一群牛虻包围之中给绊住脚的马。
那次离开警察时,我也曾经这么想过。
秋风吼叫着,灯火在风里摇摆,仿佛使人认为灰暗的天空也在发抖,朝大地落下十月的绵绵细雨。一个淋得湿湿的妓女拉着一个酒鬼顺街向上走,她拽着他的胳膊在推他,而酒鬼咕哝着,抽噎着。妓女一脸疲惫,用沙哑的嗓音说:“哎!你的命运应当这样……”
“看,”我心想,“此刻我也似乎被一个人拉着,推到穷街陋巷里,让我饱览丑恶、悲惨的场景与各种各样的人们。事实上,这些我已经看得够多的了。”
或许,我那时并不是这么想的,可是我的脑海中浮现的正是这样的思想。
也正是在那个悲凉的傍晚我第一次感到身心疲乏,情绪沮丧。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认为自己心情糟透了,并用一种陌生人的、甚至轻视的目光来冷眼对待自己了。
我看到每个人的身上都纠缠着某些矛盾,有的比较尖锐些,有的比较平缓些,这所有的矛盾不但表现在语言与行动上,而且也表现在情感上。这类变化不定的情感上的矛盾特别让我痛苦不已,而且察觉到,这类变幻莫测我自己身上也存在,这更加让我痛苦。我对一切都产生了好奇心,包括对女人,对书,对工人,对快活的大学生。可是我在哪一方面都失败了,做什么都一无所获,认为自己像个陀螺,有一只看不到有力的手舞着一根看不到的鞭子在使劲儿地抽打我,让我滴溜溜地转来转去。
有一天我听说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生病住院了,我去探望他。那里一位戴眼镜,头上蒙着白头巾,头巾底下耷拉着两只红红的、如同煮过似的耳朵的歪嘴胖女护士,轻描淡写地说:“他死了。”
她看我不愿离去,傻愣愣地呆站在她跟前,就愤怒起来,大声叫喊:“喂?还站着干什么?”
我也气坏了,对着她说:“你是个蠢猪。”
“尼古拉,快把他赶走!”
尼古拉正在拿抹布擦一个铜棍子,听到命令,他大吼一声,挥起手里的铜棍子向我背上打来。这时我趁势冲上去拦腰抱住他的整个身子,将他拖到外边,摁倒在医院大门台阶跟前的水洼中。他对我的这一手倒也显得很冷静,两只眼睛狠狠地瞪着我,一言不发地在水洼中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说:“哼,你这条疯狗!”
我径直走进杰尔查文花园,在诗人的纪念铜像旁边的一条长椅上坐下来。此时我真想干件坏事,叫人们都朝我扑过来,我也可以趁机打他们一顿。
可是,虽然今天是周日,花园中却空空的,四周不见一个人的影子,唯有风袭卷着飘零的枯叶在吹动,路灯杆子上的广告纸也沙沙地响着。
“尼古拉这个王八蛋,他应该跟我好好地打一架,要不然就去喊警察,将我抓到警察局去……”我去找鲁布佐夫,他正在他那简陋的房子里的小桌旁坐着,在小灯下缝补衣服。
“雅科夫死了。”